无论是对单位人力资源的学历结构、性别结构，还是年龄结构都是有相当的加分作用的。但是，她几乎是第一批被定下来需要回到冉州农村去的。

很显然，扬子江造船厂和《新沪报》社是协商沟通过的，两个单位的领导几乎是在同时找他们俩分别通报了组织决定并给出了几乎相同的理由。

本来其中的许多理由是比较牵强的，如果他们下决心申辩的话，毕竟对于两个技术和学术要求比较高的单位来说，名牌大学毕业生还是凤毛麟角的，依然有留下来的机会。

但是，当他们发现许多理由是专门为他们量身打造的，有些已经带有一定的人生攻击甚至是侮辱性的味道了，他们俩同时有了不愿在这样机构供职、不屑和这样的上司为伍的冲动。

小两口抱头痛哭之后，反而有了莫名的兴奋和激动，他们决定回到菊花岭开始他们自己做主、自己劳作的生活。

当不识相的《新沪报》的头头拒绝了秦桃花想和丈夫一起到梁州去从事农业生产，把自己的去向由冉州调整一下的时候，一场惊动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的大事发生了。

要知道，桃花姑娘并不一个任人摆布的软柿子，她可是一朵典型的带刺玫瑰。

当自己一个非常合理、非常正常的要求被无情回绝的时候，秦桃花想到了自己手中的笔，想到了新闻的战斗力，想到了不受这里管辖的《民醒报》。

当一篇笔触细腻、感情真挚、近乎呐喊式的只讲事实、只描述相关人的嘴脸、只反映当事人合理诉求的小小报告文学投送到《民醒报》副刊的编辑手里的时候，当他们知道一个在中国大陆已经引起轩然大波，而《民醒报》苦于没有第一手素材，当事人又不敢接受采访政治性新闻，将以文学色彩浓厚的方式报告给世人的时候，当他们感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切入点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看见这篇多年难得一见的上乘佳作的时候，他们甚至比作者本人更加兴奋。

当然，出于报社责任的考虑，他们还是要跟当事人及涉事的《新沪报》核实情况的。

拿到副本的《新沪报》有关领导可以说是吓坏了，他们现在能做的当然是竭尽全力来挽回。

他们多管齐下，一路人马找当事人，也就是文章的作者秦桃花，一路人马去和《民醒报》上海记者站协商，最重要的一路人马去有关部门办理允许秦桃花和丈夫一起到梁州的相关手续。

但是，弄权者只能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玩弄权术，当他们最低限度地还了当事人部分公道的时候，他们权力范围之外的，只能听天由命了。

《民醒报》如期在重要位置刊发了署名桃花的报告文学。一时间，一个本来是为部分解决民生问题的好政策，却在执行过程中变成部分当权者排除异己、打击报复的工具的事实被暴露在公众面前，政治领域操作一向羞羞答答的面纱第一次被捅开了一个小小的窟窿。

一时间，事态从《新沪报》内部开始发酵，很快涉及各行各业。

最先提出疑义的是一些感觉莫名其妙被「发配」的人和他们的亲属。

他们的心态是，自己的处境已经跌到谷底了，反击一下，难道他们还能剥夺自己已经变成农民的身份吗？

秦桃花的初衷当然不是引发社会的反响，她只是想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给自己讨一个公道。

眼看报社的弄权者已经失去了权力，直接当事人甚至也被第一批下放回农村，社会舆论已经明显倒向她这样的弱势人群，她知道，是时候离开了。虽然气是出了，可自己真的不适合再留在这里了。

已经是自由之身的糜维诚和秦桃花有足够的时间在大上海收罗他们认为有用的、能够搜集到的资料、信息和物质，有足够的时间去拜访他们认为有必要、有可能的各界人士。当他们经冉州返回菊花岭的时候，已经到了初冬时节。

夏杏芳的心理是非常复杂的。

刚刚得知女儿不得不离开上海要回到农村的时候，她发疯式地虐待自己，她知道女儿一定是受了自己和家庭的连累才有今天的。她为女儿的前途担忧，更为女儿的心理安全捏一把汗。

真正和女儿有了深入的交流之后，她至少表面上是释然了。

这些年，从「三反五反」到「镇压反革命」，从「公私合营」、「互助组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

夏杏芳觉得，连她这个自认为喝了不少墨水、经历过烽火岁月、遭受过列强凌辱的人都看不懂、跟不上，自己那个思想单纯、个性强悍的女儿又怎么可能看明白、想清楚呢？她甚至开始宿命地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