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应熙是非常重视老师的创见的，他讲中国通史，讲到隋唐部分，就是用陈寅恪所创的“关陇集团”一词，来分析初唐政治的。讲到李商隐的婚姻关系，也同样将他牵入牛李党争。但在文学观点上，他却不是“索隐派”，而是比较倾向于纯文学的。

纯文学派可以梁启超为代表。粱氏认为“李商隐的诗，好就好在不容易懂……”蓝于《李商隐诗论稿》【注二四】说：“当时并不一定想要传之后世。……李商隐诗之不好懂，在很大程度上是后来那些腐儒故弄玄虚，不肯从字面中求解，而一定要为了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曲解，越解越玄，使上了他们当的人，如坠入五里雾中。”对于李商隐人品的论断，蓝于亦有不同的见解。他说：“我在谈无题诗时，也多少受到传说的影响，以为李商隐娶王氏，多少掺杂着在仕途上能够得到王茂元奥援的希望。但是越多读李商隐的诗，对他的生平知道越多，也就越觉得这种传说缺乏根据。”蓝于分析了李商隐的一些诗篇，认为是“……不时透露出两人相互爱慕之情。在封建时代，夫妻之间有这样真挚的感情，即使在诗人之中也是少见的。从这一点上，也多少可以看到李商隐的为人。尽管王茂元未能提携李商隐，而李与王氏的感情始终如一”。蓝于这本书写于七三年，当时的李义山正被卷入“儒法斗争”之中。

注二四：蓝于《李商隐诗论稿》（中华书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初版）。蓝于为香港《大公报》前副总编辑、英文版总编辑李宗瀛之笔名。

对于李义山一些著名的无题诗，应当如何理解，我在岭大的时候，也曾请教过金师。金师说：“我只能告诉你其人其诗的历史背景。怎样理解，那就是你自己的事了。诗词欣赏，本来就含有再创作的成分。”

我想，梁启超说的“李义山的诗好就好在不容易懂”，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唯其不易懂，就给读者提供了“想象的空间”，得以享受“再创作”的乐趣。

考证、欣赏，是互相关连的两面，不可偏废。甚至连蓝于说的那些“腐儒”，亦有其存在价值。他们所索之隐，即使百分之九十九穿凿附会，只要有一分真的，于历史研究亦有裨益。

陈寅恪的“诗文证史”是兼摄中西的手法，虽非陈氏首创，然其远迈乾嘉（朴学），直入西儒堂奥（主要是二十世纪初，流行于德国史学界的“诠释学”），己足以为中国之史学开一新境界矣！“陈学”家李玉梅女士在其近著《陈寅恪之史学》一书中，对陈氏之“诗文证史”有颇为全面、精辟的论述【注二五】。“陈门”老一辈弟子、著名史学家周一良誉之为“有关寅恪先生之小型辞典”【注二六】，“前修未逮，后出转精”，此之谓欤。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检阅，这里就不多说了。

注二五、注二六：李玉梅《陈寅恪之史学》（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论“诗文证史”见第三章第二节页一六二至二二三，周一良评语见“序一”（第一页）。

不过还有一件金应熙念李义山诗的妙事，不可不说。

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校园散步，口中念念有辞，好像失魂落魄的样子。好奇心起，走近前去，听清楚了，念的是李义山的两句诗：“若是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原来当时他正在追一个姓盘的女学生。不过那次追求是以失败告终的。

“水晶盘”典出《太真外传》：“成帝获飞燕，身轻欲不胜风，恐其飘翥，帝为造水晶盘，令官人掌之而歌舞。”我听了忍俊不禁，因为盘同学体态丰盈，和汉代那位能作“掌上舞”的赵飞燕，恐怕正好是个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