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七剑下天山》开始，我也尝试运用一些西方小说的技巧，如用小说人物的眼睛替代作者的眼睛，变“全知观点”为“叙事观点”。其实在《红楼梦》中亦早已有这种写法了，如刘姥姥入大观园是姥姥眼中所见的大观园，贾宝玉的房间被她当成小姐的香闺，林黛玉的房间反被她当成公子的书房，而不是由曹雪芹去替她介绍。不过，在旧武侠小说中还是习惯于作者去定忠奸、辨真伪的。故事的进行用时空交错手法；心理学的运用，如《七剑下天山》中傅青主为桂仲明解梦，《云海玉弓缘》中金世遗最后才发现自己爱的是历胜男，就都是根据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西方小说技巧的运用，我是不及后来者的，但在当时来说，似还有点“新意”。

历史方面，我采用“半真半假”手法，主要人物和历史事件必须真实的，次要人物和情节就可能是虚构的了。《萍踪侠影录》比较根据正史，《白发魔女传》则采用稗官野史较多。《萍踪侠影录》曾被编成京剧，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在北京演出。

这是大陆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个改编自武侠小说的京剧。小说以明代“土木堡之变”作背景，我写了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于谦。于谦在明英宗朱祁镇被入侵的外敌俘虏之后，明知会有不测之祸，毅然不顾，另立新君，他非但挽救了国家的危亡，而且在击败外敌之后，力主迎接旧帝回来。后来朱祁镇回朝，发动改变，夺回宝座，果然就下旨把他杀掉。这是历史上著名的“忠臣悲剧”，堪与岳飞的“风波亭”冤狱相比。我是含着眼泪写于谦之死的。

但写真实的历史人物，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作背景的小说，有时也会给作者招来莫名其妙的烦恼。我的《女帝奇英传》写了另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中国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我之写她，是因为她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我写她建立特务制度的过错、罪恶，但也不抹煞她善于用人等的政治才能。观点和历史背景的分析主要根据陈寅恪的两部著作——《隋唐政治渊源略论》和《唐代政治史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里一开首就引《朱子语类》一一六“历代类”三云：

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

陈氏论述此条云：“朱子之语颇为简略，其意未能详知，然即此简略之语句亦含有种族及文化二问题，而此二问题实李唐一代史实关键之所在，治唐史者不可忽视者也。”陈氏从种族及文化立论，看问题是要比只知简单地写武则天为“淫妇”深入得多的。

不过，虽以“女帝”作书名，故事的主线却并非放在武则天身上。这部小说曾先后在香港、新加坡、台湾三地的报纸连载。台湾报纸连载时对它的内容曾作简介，指出：“背景是唐代女帝武则天的诡奇浪漫事迹，但情节却环绕在两对江湖儿女永难消泯的恩怨情仇之上。……梁羽生为本书主角设下的难题，事实上也是那个时代诸多历史恩怨的爆发。”【注十】我认为这个“简介”是很恰当的。

注十：陈晓林《简介梁羽生及其〈女帝奇英传〉》，《台湾日报》一九八八年一月一日。

这是就作品本身的评论。但有些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对有历史背景的小说，好像特别“敏感”，喜欢猜测小说中人物“影射”的是什么人，甚或猜测作者写作的目的。这部小说在大陆未经我同意盗印出版后，一位朋友和我说：“你这部小说引起的议论可还当真不小呢，什么人物不好写，你却偏要写武则天！”我问：“犯了什么禁忌？”他说：“难道你不知道江青自比武则天，有人怀疑你写此书是为了讨好江青呢！”听了此话，倒真令我啼笑皆非了。江青自江青，武则天自武则天，怎能因为江青自比武则天，就给她们划上等号？武则天能文能诗，不论好坏也有政治才能，江青连慈禧太后也比不上，凭什么比武则天？我告诉朋友，我的《女帝奇英传》是一九六一年开始在香港《商报》连载的，有案可查，那时江青在政坛上还未出道呢。

我一向胸无大志，对政治亦无兴趣，罗孚曾在一篇谈金庸的文章中提及我的一件往事：“查良镛这一份办报的兴趣也是梁羽生所没有的。当《明报》办得已是站得稳时，有人也劝过梁羽生，既是一时瑜亮，何妨也办一报。梁羽生笑说没有这个兴趣。”【注十一】我并不特别喜欢柳永的词，但我却欣赏他这一句：

“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注十一：柳苏《金色的金庸》，北京《读书》一九八五年第二期。

“苦”的说过了，也说说“甘”的吧。

写武侠小说三十年，最大的快慰当然是看到武侠小说逐渐获得“各方”的“认同”，它的社会地位也似乎是“今非昔比”了。

五十年代初，香港的大报或自命大报是不屑刊登武侠小说的，用罗孚的话来说，“它们就像流落江湖卖武的人，不大被人瞧得起。”时至今日，不但香港的大报在刊登，海峡两岸的大报、海外著名的侨报也都在刊登了。

如果说香港是我武侠小说的老家，则新加坡可算是“第二家乡”，我的小说在新加坡报纸出现，仅落后于香港一年。罗孚在写我的文章中，提到星马报纸重金礼聘香港武侠小说作者的事，新加坡最早登我的小说的报纸《民报》，在当时却还是未入“大报”之列，虽是“礼聘”，却非“重金”，只是当地的“一级稿酬”。但这个虽非重金的稿费，却最令我难忘。当时的新加坡还未独立，主编黄科梅曾因政治案件入狱数月，报馆关门，出狱后又过了一段期间方重新开办。当时香港的翻版小说是非常快的，在报上连载的小说，几乎是每十天就出一个小册子，早已充斥于新加坡市面了。我有一批稿件因失了报纸的“时效”未能刊出，但黄科梅出狱后仍坚持要“照付稿酬”，说是不能连累作者因报馆的意外事件而受损失。稿酬事小，这个守信重义的精神却是最为难得。

新加坡的大报是在踏入六十年代之后才连载我的小说的，《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都在刊登，所付的稿酬也的确是超乎当地“标准稿酬”的“重金”了。

大陆的报纸则是八十年代初才开始刊登的，虽然迟了二十多年，在大陆却是“最早”。一九四九年后，武侠小说在大陆已属“禁区”，连提也没有人提的，好像武侠小说从未存在过一般。大陆也是先在“小报”刊登，然后才是大报。“小报”是作为《花城》和《广州文艺》增刊的《南风》，一九八一年二月开始连载；销数在大陆数一数二的报纸足以称为大报的《羊城晚报》，则是迟至一九八四年十月才开始连载我的《七剑下天山》的，但在当时也还是最早刊登武侠小说的“官方大报”，在刊载过程中，曾经受到很多人反对。同年十二月，北京邀请我参加全国第四届作协代表大会，会上，在我所属的那个小组中也有讨论武侠小说，至少武侠小说的“禁区”虽然尚未明文开放，亦算得是官方默许的开放了。大陆也因而掀起一个武侠小说的高潮。有朋友对我说，“这回武侠小说总算是登上大雅之堂了”。不错，这个“堂”虽然不是某个“大雅君子”的私人之堂，但却是集中了全国著名作家的会堂，足够分量称为“大雅之堂”的。

武侠小说在台湾是从未受过歧视的，但对我的小说“解禁”则是一九八七年底的事。虽然是来迟了的解禁，却令我有最为意想不到的欣悦。一九八八年一月十八日，台北的文学、戏剧界开了一个“解禁之后的文学与戏剧”研讨会，“以梁羽生作品集为例”说明问题。研讨会的重要论点之一是“解禁可望弥补文化断层”，与会者《联合报》副刊主编痖弦认为：“由梁羽生作品集的问世，可见已到了‘武侠小说研究学术化’的时候，并且由专人研究撰写武侠小说发展史。”【注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