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新事物诞生时，都会让人顾虑。

更何况他这个协会还得完全建立在他个人高尚的分享情怀之下，以及潜在的超级雄厚的资金支持下，依然充满未知，也可能胎死腹中。

他不急着让人做决定，只是为了再次撒下新的种子而已。

通常情况下，只要是真正做事的顶级科学家主导的创新项目，哪怕最后研究项目宣告完全失败，这失败本身依然能有不小的价值。

这价值可能仅仅只是排除一个错误答案，也可能是在开展的过程中，顺带着发现了一些额外的成果。

假定对全球总投资一亿元以上的项目进行归纳总结，可以比较粗糙的这样划分。

10左右的项目可以超额达到预期目标，既满足原定计划，又额外得到更深入的结论或产品，又或是某个中间环节的产物其实具备极高价值。

30~40的项目能刚好达到预期目标。这种项目通常属于应用类科学研究，从立项到推进的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规划。项目计划甚至能准确到具体哪几个月完成哪一个环节。

30的项目则是差不多能完成到一半，这类项目既有理论研究，又有实践应用。

还有大约30的项目则是完全的失败，这通常是一开始就彻底走错了方向，就连靠谱的中间产物都没能拿出来。

这不能怪从事失败项目的科学工作者。

因为失败具有时代局限性。

比如超低制程的碳结构芯片和常温超导金属，如果不是他本人能直接给答案，并且又完成了其他相关材料学的提前布局，在原本的二十一世纪初期全力投入搞这些，纯粹浪费资源。

叫部分从事这些项目的科研工作人员去种红薯，说不定对时代的贡献还更大，毕竟少亏就当赢。

陈锋最想做的，便是利用自己的“先知先觉”，尽可能避免最后那30的项目被立项成功。

这当然也是《五百年规划》的部分工作。

陈大师认为是时候开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