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路皆是一种悲惨的、令人震惊的情形。许多伤员得不到照顾。有些人几个月一直躺在肮脏的床上。在一个地方，许多战士完全光着身子，没有衣服穿，都很脏，半数在挨饿或因败血症而慢慢地死去。……对所有的病人的常规血液化验，血液血红蛋白平均70％，它意味着需要100位医生花费一年的时间来医治这些人，而且要用很多钱。许多战士因冻伤而失去肢体和手指，发展成坏疽。必须立即救助一批衣服和被褥，以减轻他们的痛苦。在一家山区‘医院’，有175名伤病员，没有一只鸡，甚至买一个鸡蛋都要跑30里路，需要是巨大的：钱和医生。明早我们将要赴最后一站：五台山。我计划要去汉口请求帮助，有可能还要到上海和湘江。……千万请你们尽可能地帮助这些可怜的人，特别是伤员。”

8月初，布朗医生回到开封。此时他得知自己早已被圣公会除名。

事实上，他与圣保罗医院的领导早有意见分歧，他曾率直地批评教会和医院更为看重等级和个人的威望，而没有尽职为老百姓服务，没有尽力去帮助减轻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苦难。这次他的前线之行更是受到教会有关人士的多方责难。

“更坏的是，我被打上了的印记，所以，除了分手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同月，他前往汉口，多方为八路军争取医药援助。

1938年8月27日，他曾致信华中国际红十字会秘书马克斯韦尔博士，谈到了他要筹建国际和平医院的计划，并希望得到华中国际红十字会的支持。他在信中写道：

“我曾访问过山西和陕西省，在山西北部和陕西，我看见到处都是受伤的战士和敌后游击队员，许多人由于不能及时做手术，从而再也不可能康复了，在许多地方，我看到伤员因败血病而慢慢地死去，这对宣布要对贫穷和无助者施行救助的那些人是一种挑战。”

“这些人的需要是：药品和医院的设备、钱、受过训练的医生、我们的同情和尊重。”

“我打算再回到陕西去为军队和平民中的伤病员服务，他们希望我与一些医生和护士一起回到这个地区，并尽可能带些医疗用品和钱，以便帮助和减轻伤病员的痛苦，给你描述一些情况以说明这种需要……”

“山西西北部由八路军120师占领。我看到在一个村子里就有1400名伤员，而这里完全没有医疗设备和手术器具，我和白求恩大夫在这个村建起了第一个手术室，但我们能给他们留下的仅是很少一部分我们自己也不充足的设备，在陕西东北部另一个八路军和敌后游击队的基地，这里有7个医院，在这个区域内，很多镇和村子都住满了伤员，大约有4000人，白求恩大夫现在五台山，他是这个地区唯一合格的大夫，医疗设备极度缺乏，有些地区完全没有。”

“……我会见了八路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在这个地区的政府部门……沿路到处都是伤病员，他们住在老百姓家里，老百姓尽量地照顾他们。总司令告诉我，自4月份以来，仅在这一地区就有18000名伤亡人员。此外，日本军队烧毁了许多城镇、村庄，……最受罪的是老百姓，他们无家可归，即将面对寒冷的冬天。”

“根据这些情况，我要求华中华红十字会尽可能地给予药品、手术设备和钱的援助，以便我能开办一个大医院，医治这些伤病员，并为老百姓，特别是妇女、儿童建立一个临时收容中心。”

“我打算立即筹款十万元以应急需，我请求红十字会至少能提供给我一半的款项，那一半我将自己去募集。”

为了募集筹建医院的资金，布朗医生前往上海、湘江募捐，在募捐的讲演会上，他详细地介绍了八路军将士英勇抗战的情景和前线缺医少药的困境，并向听众宣读八路军总司令给他的信件，他的行动得到了中国人民和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外国友人的热情支持。

布朗用募捐得来的款项和来自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在陕西东南部建立了一个国际和平医院。

“医院发展很快，到1943年，已有920名医护人员，组成12个巡回医疗队，在河北西部和陕西西南部地区提供紧急医疗服务。”

布朗本人因家庭原因未能看到新医院的落成，他的夫人和两个孩子当时居住在中国青岛，为了照顾家庭，他曾在青岛行医。

40年代初期，他加入了英队，从事医疗服务工作，曾参与训练英国、澳大利亚和中队中从事爆破的人员，担任过英军的医务官，还曾为被俘虏的33名德国将军做过医务官。

后来，他担任过联合国的医务官员。

布朗医生在中国的经历，特别是他与白求恩大夫并肩在前线救助八路军伤病员并积极筹建国际和平医院的事迹是令人难忘的，为大家所敬佩。

在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情况下，他不畏艰险，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努力奉献，为支持八路军的医疗事业付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心血。

他用行动证明，他积极支持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忠实的朋友。虽然，他的家人和一些朋友曾经认为，布朗在中国没有得到应有的称赞，他的贡献被白求恩大夫的功绩遮盖住了，为此，他们感到多少有些遗憾。

事实上，中国人民不会忘记那些曾经在艰苦的抗日战争时期帮助、支持过中国人民的国际友人的。

布朗医生的事迹将会永载中加人民友谊的史册，历史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