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柏林和曾毓在互相下战书之后，就开始琢磨文章诗句。

最后两人大概认为，文章才能把自己所思所想完完整整的说出来。于是两人相继做出文章。

曾毓做的是赋论，余柏林做的是散文。两人文章皆笔酣墨饱，徜徉恣肆，各有千秋。

在世人眼中，两人文章各有千秋，难分高下，只看人口味如何。

若是有人更喜欢言辞华丽，就认为曾毓更甚一筹；若有人更喜欢文辞散漫，思想深刻，就更喜欢余柏林。

当然，封蔚和大宝这种认为余柏林哪里都好，心偏到九天之外的人，就不用提了。

不过封蔚和大宝还是认可曾毓所做文章的。

更认可曾毓所做文章背后的意义。

这是在为太子造势呢。

世人多把视线投向曾毓和余柏林这两个状元又开始较劲，写文又是写同样的题材同样的思想，还是同时拿出来这件事。

对文人之争之惜津津乐道，反而忽略了这两人举动背后的含义。

他们只赞叹文章辞藻华丽，思想深刻，发人深省，却没发现这两人是在为太子造势。

是在有人弹劾太子不顾身份礼仪之前，先把太子之事做了定论，称赞太子有先皇之德，重农桑，体恤民情民苦，承当今圣上之风。

待这两篇文章因曾毓和余柏林“相争”趣事传遍天下的时候，再有人弹劾太子，就是自讨苦吃。

众人已经先入为主，认定太子所做之事为正确。弹劾之人，便是错误了。

大宝在知道这背后含义之后，对曾毓也十分佩服。

怪不得父皇同意他多走走。他只圈在宫中，所见之事就那么一小点，就算遇到良臣，也分辨不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