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喜宝与湘莲在厨房里面共商开酒楼一事，楚勤之与钟廷礼在外面商议，灾后重建的问题。

既然东州城的米价已稳定，把原来各乡正副粮长两人同赴江南运粮，改为设正副粮长各一人轮流赴京运粮。进一步将原来军运、民间运送分离的情况改为军民兑运。江南的米粮通过民间运送，至淮安或瓜洲交兑后，再由军运到东州，由此减少漕运耗米。

楚勤之因米仓被毁一事，向京城奏疏。既然皇上采取了缓征、工赈等举措进行救灾，为了防止官员在救灾中奏报不实或徇私枉法，楚勤之建议开设查赈制度，查看被灾田亩奏报是否属实，被灾分属的等级是否合理、办赈人员是否有贪污行为等。灾害发生，会引发欠收、饥荒、流民、疫病等种种问题，进而危及江山社稷的稳定。

“有司旱灾伤不以闻者，罪不宥。”钟廷礼想起皇上在朝堂上说过的一句话。私自隐瞒不报灾情的人，罪行是绝不能被宽恕。旱灾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卓太傅请求在朝堂上设立管理救灾的机构，在中央层面，一个是户部及其下属司仓，一个是主管司法和监察的按察使司，地方层面就是府、州、县各级政府。

若是再次发生灾害，先是报灾，然后勘灾、救灾，清还有查赈一项。新设了救灾使职，使臣会将朝廷的安抚、赈救与监察职能结合起来。钟廷礼便是东州城的救灾使臣。

钟廷礼在东州城盘桓的数日，心里已经有了谋划。“王爷，东州城救灾的灾后补救，我大致上分成三大块着手布置，官府救灾、民间救灾和个人捐纳。王爷，觉得可还妥当？”

楚勤之表示赞同，“若是单靠官府救灾，会养出民众的惰性，遇到问题，不懂自救，若是下一次遇到更严重的灾害，岂不是坐以待毙。更遑论，旱灾过后，极易形成蝗灾。”

在民间，商人救灾思想早已形成，带头的便是赵氏商行。早些年间，江南水患，赵氏及江南富商为了救灾，和当地官员一起，不仅捐款赈灾，还组织民间力量修缮建筑，维护治安。赵喜宝的老爹赵承业当年正在此地收租，他拿出乡民欠债的所有契约，当场烧毁，并表示：“岁厄如此，不忍相迫也。”当年许多房屋被淹没，知县黄祥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一所空置的宅院腾出来，让所有受灾的邻居有了暂时的安身之所。

国家富强的阶段，经济发展较快，百姓的数量也急剧增长。不少的百姓手上也会有，宽松的粮食银钱，虽然不指望百姓能拿出多少的银钱，但体现的是百姓共同赈灾的心。只要劲往一处使，旱灾迟早会过去的。

楚勤之提醒钟廷礼，“灾后重建，还有更重要的大事，须得尽早准备。”

最有效的预防干旱的措施，莫过于水利工程的兴修。钟廷礼没忘记这件事，但抗旱水利既有凿井开渠等一般性农田水利建设，也包括运河漕运及河道疏浚等大型水利工程。“王爷，我知晓您说的是水利工事，说来惭愧，臣抵达东州城已有几日，尚未来得及勘测地形。修建水利，端看东州城的城内布局如何，才能结合地势，因势利导，更快速的引水解困。”

“本王这段时日，恰巧钻研过，已制出地形堪舆图。明日，我让西成送与你。”

钟廷礼起身拜谢，“太好了，在此，感谢王爷的出手相助。”

“不必客气，我帮的不是你，是东州百姓。百姓乃是国之根本，百姓在，国家才在。”楚勤之研究过郑国渠，在此次的地形勘测中，发现有可借鉴之处。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水利专家郑国在关中开凿了郑国渠，是关中最早和最大的引水灌溉工程。它沟通泾水和洛水，全长一百五十余公里，灌溉农田四万余顷。它不仅解除了干旱威胁，还提高了土壤肥力和农作物亩产量，使关中自此成为“沃野，无凶年”的福地。

若是能借用郑国渠的开凿理论，那么东州渠的开凿便是事半功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