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率先打破了沉默，“没准我摸的这块砖头是明宣武年间的。”

另一人嗤笑，“平遥始建于西周，你咋不说这块砖是二千多年前的。”

研究生师兄曾来过平遥，“大家抓紧进城，天还亮着，边走边看，去招待所的路上有瓮城、脚楼和敌楼，有镖局，有民居，你们有眼福了。”

一人道，“那可得感谢刚才的司机了，他一脚油门开走了，把我们这群寡货扔进了历史里。”

李佳呐呐道，“我们到平遥了。”

所有人的心中都是同样的感触，“我们到平遥了。”

后记：

后记1：

1981年，阮仪三教授带12名同济建筑系学生保护和规划了平遥古城，用“平遥古城，阮仪三”、“平遥 ，刀下留城”，“平遥古城，同济建筑系”等关键词查询，能查到相关的纪实文章。

平遥现有四条街以人名命名，纪念在平遥古城申遗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四位功臣，其中一条就叫阮仪三街。

以下文字选自阮教授访谈录，交代一下这一个月内整理抢救出的资料图片，做出的新规划在平遥保护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

问：当地政府接受这个新规划吗？

阮仪三：那时候的人们，满脑子想着发展经济，不理解为什么要保护古城，明显不接受新规划。看到这种情形，我决定带上全部资料，进京“公关”。

从平遥出发去北京那天，我借不到自行车，天上下着雨。我一个人背着图纸资料和行李，走了7公里路到火车站，带着一身泥浆，坐上当天的夜车到太原，再从太原转车去北京。到了北京，我找到了建设部和文化部的有关负责人，向他们汇报了平遥古城的重要文化价值。当时北京的几位有影响力的老专家都还在，如建设部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郑孝燮，文化部高级工程师、全国政协文化组组长罗哲文。罗哲文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阮老师，您赶紧想办法去洗个澡吧。我当时完全像叫花子。

罗老和郑老看了我带去的资料，都傻眼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保护。我说那就请你们去平遥走一遭。他俩是国内古城和古建筑保护的重量级专家，都很热心，很快就以全国政协常委的身份来平遥考察。山西省长出来接待。郑老对省长说，新规划是“刀下留城”的规划，是高水平的规划，你们应该认真执行。我就对他们说，赶快把它变成红头文件。

除了让平遥接受新规划，我还在北京说动罗老拨专款用于修复已经受损的平遥古城墙。在罗老的斡旋下，文化部拨了8万元。当时的8万元相当于今天的800万元，是笔巨款。我怕款子不落实，让当时还是研究生的李晓江给我盯着。他先到北京盯，看着这笔钱从文化部的账上划出；再到平遥等，两天后，钱到账了，平遥县长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让李晓江继续留守平遥，建立一个古城墙修缮委员会，成立一支古城墙修缮工程队。这样，总算是把平遥古城保存下来了。

但是，过程中还是有反复的。1986年以后，去平遥参观古城的人多了，古城里的县政府招待所要扩建，要盖成4层的方楼房。同时，设在文庙里的平遥中学也要建新楼，校长还放言要盖得比金代的大成殿还漂亮，要5层楼高。我在平遥安插了“眼线”，一得到消息就赶过去，新楼都盖了一半了，我硬是想办法“砍”下来2层。保护古城，一分钟都不能松懈。

后记2：

八十年代国道上车匪路霸现象猖獗，偏僻地区尤其如此，全国都如此，并不是仅仅是山西。

第二十九章 人间星河

大学篇

十二位学生，带来四辆自行车。

城市改造被迫暂停，建筑系师生在平遥县城里人见人厌，连政府工作人员都直接说，“你们在学校搞研究就可以了，不要来管我们的经济建设。”

因为有山西省建设委员会的支持，平遥县不得不负责师生们的吃住，但他们被安排在条件很差的招待所里，而且除了这家招待所，县城里其他几家饭馆都不肯做他们的生意，见了学生们进饭馆，直接骂出门或用脏水泼走，这种情况下，教授们使尽浑身解数，也没借到自行车，四辆自行车虽远远不够，但也算是解了燃眉之急。

林栋哲的自行车真被开光了，阮教授骑着它四处奔波，找有关部门，找古城里最有价值的宅院。

学生们分组，各组以“包干”的形式走访各古建筑，甚至顶着白眼进民居拍照、测绘，他们大部分时间没有车，只能花费时间步行在大街小巷中，在城墙周围、古街道上、民宅里做详细的测绘，拍下细节图片，记录下详细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