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只要有了大宋皇帝的许可和承认，他们就仍然是大宋子民，可以参加大宋科举。人心所向，齐鲁书院的名额愈发变得火热，就连当地有些金国汉人官吏家中子弟，都有不少偷偷前去读书，另行在沂州和大宋登记了户籍想要参加今年解试的。

这次京东路解试，方靖远就是名正言顺的第一主考，虽说有辛弃疾压阵做副主考，他还是难免有些紧张，毕竟当初第一次当考官，虽然冲动了些冒出头，可真正担责任的还是张玉湖，而现在，却要完全看他的了。

海州云台书院的学生不少，但更注重经济实务，可临安的会试首场要考的还是四书五经，他若是解送的举人在这里的考试成绩再好，去了临安最终却通不过会试，不知朝中有多少人等着看他的热闹。

考题要按别人的方式来出，还完全不在他擅长的领域内，这就比较令人头疼。

他宁可捣鼓点臭臭的肥料，看着那些小麦苗呼呼地长，都比挖空心思研究四书五经中的微言大义来得开心。

可辛弃疾也说了，上行下效，他若是忽略策论和经义，带歪了海州的学子们，那以后他们去临安参加全国会试时会遭受很大的打击。他不得不捡起从前世就让他痛不欲生的古文，在想办法研究出题技巧的同时，还不忘了向赵昚抱怨。

眼下最缺的是什么人才？可不是钻研经学史书的大儒，而是要能精通水利、工程、算学、农业、经济、战略等等的专业人才。

这些才是眼下大宋光复和中兴最稀缺的人才，而不是单靠道德经史，外行领导内行，以至于南宋的将作监研究成果甚至还比不上当初北宋年间。固步自封和思想封闭的祸根一旦扎下去，以后想要再扭转局面就难了。

好在赵昚是个开明的君主，从放开《大宋朝闻报》开始，就在引导朝臣、太学生和民间文人进行辩论，从选士取德还是才那一期开始，到如今的义利之辨，已经不知换了多少话题，随着这些辩论，赵昚也能看到朝野内外的思想变化，在牢牢抓住自己的权利之余，开放了太学和国子监的藏书楼，和大宋朝闻报一起，让更多的读书人能够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更多知识。

现在他是明白了方靖远当初为何坚持要让陆游主掌《大宋朝闻报》，在这么多人内外夹击之下，陆务观以其强大的创作力和多变的文风，还有不少文友强援，以寡敌众，硬是将这份早报办的有声有色，成了朝廷的喉舌不说，也成了赵昚的施政参考。

当初方靖远坚持开放官学，尤其是社学初级班，无论以后是否参与科考，愿意前来读书识字的皆可由官府免费教学，照他的话是“扫盲”班，让更多的人读书识字，因为读书使人明理，才能更好地掌握各种技术工作，创造出更多的“生产力”。

赵昚并非未觉察到方靖远的变化，可这种变化有利于他时，他并不愿深究，甚至乐见其成。

研究了一番方靖远的诉苦抱怨和提议后，赵昚将他的问题干脆地发往《大宋朝闻报》，让天下文人一同来讨论，未来科举的方向。

是以经义策论为要，还是以时务经济为重？算学和水利工程等专业科目，是否单独取仕，以免错失专业人才？

一语既出，天下哗然。

自隋唐开始，到北宋早年的科举，其实并不止进士一科，还有明经、明法等贡举科目，只是后来随着科举改革，取仕的原则一变再变，最终诸科皆废，独留进士一科，所谓“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注1），便形成了考生们严重偏科的由来。

然而现在赵昚的一道圣旨，等于给那些不重经义而偏科的考生一条新的出路，自然为之摇旗呐喊，鼓吹不已。而另外那些已经在经义之路上钻研多年的考生，眼看就要到收获期，忽然得知要分出名额给那些偏科的考生，自己的出路就少了，自然心有不甘，纷纷开始上书抗辩。

双方都是饱学之士，甚至有不少还是在职官吏，因为杂科出身而长期被进士科压制，眼下见官家口风有变，也跟着争取自己的权利。

如此一来，从临安到各路州府，都知道不管今年各路的解试如何出题，明年的会试题目肯定有变，绝不会似如今这般只重经义策论，而轻忽律法判案和经济时务等，有些消息灵通的，不免就将这道圣旨和传说中开设八科授学的云台书院联系到了一起，怀疑此事就是方靖远撺掇皇帝开的头。

方靖远是真没想到他的怨言能得到赵昚如此慎重的反馈，直接引发群情激奋，开始热烈讨论来年会试的方向，但对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安抚自己治下的学子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