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在南边搅完了，明朝又到南边来搅完，现在不又是明末宋末的时代了吗？

冲破那种洄漩，不让历史重演，正是我们当今的急务。

三街头遇故人

由上海撤退的朋友，经由海路南下的，大都以香港为中继站，在这儿停留一会之后再转入内地。因此，在这并不怎么宽大的岛市，只要你一出街去，便差不多随处都可以碰见熟人。

就在我到香港的第二天，我从九龙访问了一位朋友回来，在皇后大道转雪厂街的十字街口便遇到一群朋友，那是从日本被迫回国的林林、姚潜修、叶文津，和两位没有到过日本的小姐，一位是郁达夫的侄女郁风，另一位是我现在的爱人于立群。他们在上海时在法租界的一所国际难民收容所里工作，我们是时常见面的。尤其是立群，我们有好几次还一同上前线去慰问过抗战将士。就在大场失守的那一天晚上，她也和我和别的朋友们同车上过前线，我在中途分了手，到昆山去了。她们折回上海，车过大场时便遇着敌人的大举进攻，几乎成了炮灰。

立群是《大公报》的驻日记者于立忱的胞妹，她们是于式枚的侄孙女。原籍虽然是广西贺县，但她们都生长在北平。她们的家庭悲剧，由官宦人家成为破落户的经过，立忱在日本时曾经告诉过我。立忱为了贫病交迫，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前四个月，回到了上海，但不久便自杀了。她的丧葬，差不多完全是立群和她的一些年轻朋友经手措办的。在那时，立群已经和林林他们常在一道了。

七月我也回到上海，经过林林诸位的介绍，我认识了立群，顿时感到惊异。仅仅二十来往岁，在戏剧电影界已经能够自立的人，对一般时髦的气息，却丝毫也没有感染着。两条小辫子，一身蓝布衫，一个被阳光晒得半黑的面孔，差不多就和乡下姑娘那样。而她对于抗战工作也很出力。“八一三”以后时常看见她在外边奔跑。

当大家正筹划着怎样离开上海转移到后方去的时候，立群本来已经参加了洪深所领导的一队演剧队，在临走的前夜我劝她改变了计划，不如和别的朋友们取海道绕到武汉去，再设法到陕北去读书。她听从了我的劝告，便同林林和其他朋友们比我先一天离开了上海。

在他们离开上海的时候，我的行期也已经定了，但我为保密起见，却没有告诉他们。在我自然是很明白的，几天之后，一定可以在香港会面。几天之后，果然遇见了，在他们却可算是出乎意外了。

“啊，那不是郭先生？”立群先看见了我，向来不大说话的她，首先叫了出来。

“哦，我们还怕你要死守上海呢！”郁风接过去，带着几分夸张的调子这样说。

他们是住在海陆通旅馆的，商量的结果，就在当天下午都搬到六国饭店来了。

四辗转反侧

香港的救亡工作在当时也相当紧张，公开的欢迎会、讲演会，差不多每天都有。我在进行着出国的事，连护照都已经弄好了，用的是“白圭”的假名。但有的朋友向我劝告：到南洋去并没有一定的把握，何不在国内先搞好一个基础，再去募集也比较容易一些？

这意见我采纳了，想到不如索性把《救亡日报》提前恢复。假使这一着成功，那么好些朋友的工作问题也就可以得到解决了。但要把《救亡日报》恢复，根据地最好是设在广州，可能时就使它成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吧。假使设在香港那是没有意义的，那样可不是“救亡”而是流亡了。

就这样，在香港待了一星期光景，在一天清早便乘船到广州去。林林、潜修、文津、郁风、立群，也都同路。

广州，在一九二六年北伐的那一年，我是住过三个多月的，整整隔了十二年又到旧地重游了。市面并没有什么改变，只是在郊外听说多开拓出了一些住宅区。我得到朋友的介绍，便到“梅村”去找一位姓李的。他是湖北人，在曾养甫下边做工作，他的太太在北伐时的汉口我们是时常见面的。

那是两层楼的房子，还有些附属建筑和庭园，相当阔气。是两家人在合住，李太太之外，另一家是谌小岑，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主任委员。他和我是第一次见面，但他对我的第一句话便是：“国共合作的恢复，是我和曾养甫的功劳。”——这话，他以后还向我提说过好多次。我也问过朋友，据说他们经过间接的关系最初送达过一封信，倒是事实。

主人派了一间小楼房给我，小巧玲珑，应该是可以舒展地睡一觉的。但不知怎的，我在那头一天晚上，在那样清静的别墅里，却辗转反侧地怎么也不能睡熟。

睡不熟，一个受过旧式教育的人，又在那儿酝酿着诗了。这次做的却是一首七律：

竟随太岁一周天，重入番禺十二年。

大业难成嗟北伐，长缨未系愧南迁。

鸡鸣剑起中宵舞，狗吠关开上澣弦。

昨夜宋皇台下过，帝秦誓不有臣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