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声其实针对他自己的话题想了好几种说法。比如，在自己被家庭的政治标签圈定的形势下，是自己闯还是听从命运的安排？

再比如，进不了主流，边缘化的路该怎么走？

最后，已经冷静下来的他还是比较中庸地把话题确定为“是西安、上海，还是菊花岭？”

听到这个话题，糜维诚的心情一下子轻松许多。他补充说道：“其实钟声的话题中还暗含了另一个话题，那就是「组织还是个人」我们都不用把话说的太白太满，点到为止吧。”

桃花多少有些迷糊，还冲着维诚哥哥做鬼脸。糜维诚只淡淡地说了一句：“想想当年小伙伴们叫你「地主婆」时的心理感受，你就能和上我们的节拍了。”

桃花一撅嘴对着糜维诚道：“什么你啊我们的，怎么，欺负我是个外来户吗？我当然知道这个话题的敏感性和严肃性，我也清楚钟声哥哥为什么要这么绕，我更清楚哥哥您为什么提醒大家点到为止。我这就跟你们说明我的观点，算是我的终极意见：到上海去，自己干！”

桃花的想法虽然并没让钟声感到特别惊讶，可她的干脆利落和敢做敢为却与姐姐钟响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钟响的话肯定是最有份量的。本来已经分配在省城西安的她，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被生生地赶回了梁州，而且再次被放在了远离县城和家的菊花岭，她和她的家庭却一点办法也没有，甚至连申诉的想法都不敢有。

她心里的苦可想而知。

想帮她、能帮她的所有人对此都只能保持沉默。

钟响知道弟弟的痛苦来自于「悬而未决」，她不想让她的痛苦成为他和维诚痛苦的倍增器，她的最朴素的心态就是随遇而安，可以说是顺应潮流，也可以说是随波逐流。

钟响接过桃花的话说：“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思考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是不幸一代的话，那是因为我们刚好错过了在烽火岁月里展示才华、 建功立业。

如果说我们幸运的一代的话，那是因为我们不必为某种政治倾向而去充当某种主义的炮灰。

如果说我们不能在这如火如荼的大发展、大变革年代施展满腹才学是因为受了家庭拖累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想想，要是没有殷实的家庭，我们可能走进那令人羡慕的象牙塔吗？

所以，我想说的是，英雄有个人努力的成份，但主要是时代造就的，我本不想引用中山先生「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可事实确实如此。我要给你们的意见是，要努力在夹缝中求生存，要学会在逆风中唱大风歌。”

沉寂了一会儿，糜维诚淡淡地说：“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无论是我们糜家走出的是主动跟随潮流的路子，还是你们钟家走了被迫改造的路子，结果都是一样的。

说实话，我从父亲拒绝在自家原来的产业合营之后的机构里任职，就已经知道了他的心思。

“他知道只能也必须跟着走，现在的顶层设计是让所有人都成为这些大大小小的经济实体的主人，大家一起劳动，一起分享劳动成果，这个出发点无疑是善良的、美好的。

可是，有两个跟劳动者个体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设计者没有想到，还是被设计者故意忽略了？

那就是每一个劳动者都喜欢劳动吗？

他们会把他们所在实体真心当成自家的吗？

如果有区别，怎样在劳动过程中加以克服，或者怎样在劳动成果的分配上加以体现呢？

这需要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这个过程有多长？

其中会付出怎样的代价？谁能回答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人在思考这样的问题？谁在思考？思考的方向是为现行的路径找合理性论据呢，还是在为寻找新路径做探索性、论证性思考？”

一下子抛出这么多听起来都拗口的问题，糜维诚并不特别希望马上听到答案，现场也没有任何人能给出答案。大家都静静地等着。他们知道，其实糜维诚还有话要说。

沉寂了一会，糜维诚果然站起来用自己右手的拳头击打着左手的掌心，仰着头一点底气也没有地说：“当然，以我的判断，这一切既然我们这些还没有迈入社会的大学生都能想到，执政当局一定会想到的。

政治学上有个铁律叫做「执政不闹事」，现在的事实是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影响甚至是剥夺了我们这样的家庭和个人的利益，但在全国范围内呢？

可以肯定是总体向好、维护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从我知道的现在上海落实的情况看，比刚刚开始的时候理性了些，也中庸了些。”

钟响叹了一口气接着维诚的话说：“我也感觉到了。刚刚回到菊花岭的时候，他们对我多少有点监视的成份在里面，现在好多了。至少信任程度在加深，讲课的自主权也大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