糜家其他与土地相关产业，如码头、仓库、货场、专用道路等，一律交给新政府;

向新政府申请与糜家现有产业相关的土地及相关设施使用权，并按要求纳税。

讨论过程中，明如月曾经提出过将第三条作为一个大前提提出来和新政府的相关部门达成一致后再主动提出前两条，可糜腊佳认为，那样的话，机会主义色彩就太明显了。

虽然此前有沟通和交流，但是，拿到糜家主动送审的方案后，南乡县委县政府还是大吃一惊。

他们的主要领导同志在进入梁州之前，就已经知道了糜家这个传奇家庭和糜传家这个开明人物，也已经知道了糜传家的妹妹糜腊佳已经作为新闻界的代表入选西安各界人士协商会议，现在看到一份从未有过的土地改革方案，还是令他们兴奋不已。他们决定把这个方案呈到梁州地委和专署。

不仅批复出奇地快，还专门来了一个工作组。不过，与其说是工作组，不如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由梁州专署主要领导同志牵头，各县土地主管部门组成的取经团。

用新任梁州地委主要领导同志的话说，糜家本来就不是梁州土地革命的对象，现在他们自我革命，开创了土地改革的新模式。

糜家的所有三百多亩茶园是一次性把经营权交给五十多个农户的。

经营方式也由原来明如月提出的糜家出资种茶，农户无偿交部分鲜叶加出售部分鲜叶的方式实现利益共享，变为农户出钱出力种茶，糜家制茶作坊全数收购所有鲜叶并向政府纳税的方式，实现茶农、茶企和政府三方各有收益。

在糜传家的带动和说服下，原来从糜家手里低价购买土地的商户、农户，也相应地把一部分自家口粮田以外的土地拿出来交给无田户、少地户种植，各户再按面积以交「公粮」的方式向政府纳税。

如果说粮田和茶山的改革从方式上看是新的，但从结果上看与其他方式的革命是一致的的话。

那么，码头和糜家以商队为基础的运输业的改革，无论是方式和结果都是全新的。

本来按照惯例，缴获或起义部队的重要战备物资是要随部队全数投入下一步的解放战争的。

但是，梁州解放之后，部队是向西、向西南方向挺进。而无论是向西进入甘南地区，还是向西南进入川北地区，交通都是非常困难的。

公路延伸的范围非常小，而且等级极低。因此，连同菊花岭军用码头一起移交给南乡县政府的还有四辆美式卡车。

这让处在梁州这个自古以来交通都是最大、最棘手问题的南乡县新政府的运输业一开始就有了很高的起点。

解放梁州是作为解放军解放大西南战役的一部分展开的。在解放军的大战略之中，是绝不允许出现由延安、西安方面南逃的军民党军与从湖南、广西溃败的国军在大西南汇合的局面，要就地消灭、分而歼之。

因此，当梁州彻底解放后，华东和中南解放军先遣队没有经川东和贵州到达西南各省的指定位置之前，不能给从梁州往川北方向的国军太大的压力，防止他们向南逃窜。当然，军需物资的投送，也必须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

刚刚组建的南乡县人民政府并没有专门主管交通运输的部门，有分管的干部也主要是向部队和前线运送弹药和粮食的运输队的领导。

但是，由于解放梁州的战役不是大兵团作战，而是立体的、遍地开花式的各个击破，远距离、大批量的军需物资运输需求基本没有。

有鉴于此，新政府决定把运输的重点放在梁州传统大宗农产品，也就是粮食和茶叶的运输上，把运输的方向确定为以刚刚解放的西安为中心，以驻留部队较多的天水、兰州、西宁为重点的、自然条件相对较差、军需物资缺口更大的方向上，争取最大限度地发挥南乡在部队急需物质上的比较优势。

而这，无论是物质品种，还是目的地，都和糜家原来的生意品种及物流方向高度吻合。

糜传家和糜腊佳、明如月商量后决定，要积极配合新政府的行动，但自己坚决不在新政府中出任公职。

南乡县运输队的组建是一件非常有影响的事。一方面，政府把发动群众手提肩扛手推车为主的运输方式，直接提升到汽车当先锋、马车为主体的运输方式，跨越了时代。

另一方面，一开始就以公办民营的方式管理，政府完全不用出一分钱，只要给政策，就能在保障军需物资运输的同时，还有一定的经济效益，促进运输队的良性发展。

邹宝柱和黄满锐虽然是以糜家代表的身份出现在运输队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