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问到他是怎么去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任教这个问题时，他犹豫了一下说，当时还是有些顾虑的。

因为他知道，日军官兵受军国主义思想教育多年，再加上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要改造他们是非常困难的。

再说，他是拿定主意要在战后回到祖国去工作和生活的，他不想过多地接触他认为的这些日本军国主义的炮灰。”

糜腊佳一脸狐疑：“那后来为什么他又去当了教官呢？”

明如星说：“当时没有等我询问，他就津津有味地跟我说起这个过程了。他说有三个具体事件，促使他下决心加入到改造战俘的行动之中的。

一个事是八路军请他帮助拟制一些对日军前线官兵喊话的口号。

当他得知一批已经被初步改造好的日军战俘答应到前线去向自己的同胞喊话，让他们放下武器，不要在为日本军国主义卖命时，他是不大相信的。

他专门以隐蔽身份和几个答应去喊话的战俘用日语谈了一次话，他对共产党的改造和感化能力佩服的五体投地。

“另一个是他在学校的大门口看见了「和平、正义、友爱、劳动、实践」的校训和「中国人民与日本人民是一致的，只有一个敌人，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败类！」他觉得果断地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区分开来，把普通日本民众和广大中国人民放在一个道德门槛之内，实在是太高明的政治。

“第三个是他完全没有想到校长居然是由一名日本人担任的。可见八路军是真心实意地在做化敌为友的工作。

“可以这么说，虽然细川先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俘，他也基本不属于改造和感化的对象。

但是，他是自己受到感化后心甘情愿地投身到改造自己罪孽深重的同胞的行列之中的。

“进入学校后，校方接纳了他的建议，开设的专门揭露日军暴行的现身说法课程。

而他带来的大量图片，正是这门课程最好的反面教材，深深地触动了他的同胞，使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有了更加感性、更加清晰的认识。这是促使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成为反战勇士的重要原因之一。”

糜腊佳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打断明如星的话说：“我想起来了。记得我曾经在英国的《泰晤士报》和美国的《纽约时报》上看到过相关的报到。

“《泰晤士报》上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日军驻山西某旅团派遣了一名特务，让他潜伏到延安，采取投毒和爆炸等手段暗杀那名日本籍的校长。

为此，日军司令部不仅给他升了职，还专门安排他到特工学校进行了强化训练，旅团长又亲自召见他。

但是，讽刺的是，他到延安日本工农学校参加学习后，终于悔悟了。

他不仅坦白了一切，还踊跃参加了反战组织「日本解放联盟」。

日军一计不成，又先后派出了五个特务，结果有四个和第一个一样成为反战勇士。

《纽约时报》好像报道是美军观察组在视察了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提出的改造日本战俘的「延安经验」并在美国高层引起反响的事。”

明如星说：“对，细川先生也提到了中外记者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他说他当时担当了汉、日、英三种语言的临时翻译。”

糜腊佳兴奋地说：“也不知道咱们这次去能不能接触到亲自参与过这个学校运作的当事人，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尽可能详尽地搜集些资料，等真正和平之后，写一篇长篇报告文学。这可是个奇迹，可以说是人类战争史上化敌为友的典型范例。”

明如星又想起了一个细节：“细川健雄当时对我说过，他在新四军那里给那个日本护士青木丝谷留下一封信，希望新四军能想办法帮他找到青木和他们的孩子。如果能找到，他希望青木也向新四军投降，到延安去。不知结果如何？”

糜腊佳说：“这个容易。可以肯定，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无论是女教官还是女战俘毕竟还是少数，要是有这么个人的话，延安方面一定会有她的消息的。”

糜腊佳和明如星在延安的活动是半官方的。

之所以说半官方，一方面是因为《民醒报》与共产党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这次是大规模的延安保卫战之后，第一次有国内比较中立的媒体的高级记者来和共产党的宣传部门就长期跟踪报道进行深层次沟通。

另一方面，他们到延安之后的行动，主要通过糜腊佳的妹妹糜菀佳来协调和引导的。

糜菀佳当然是不愿意只以一个妹妹的身份来接待作为姐姐的糜腊佳，她更愿意以一个解说员和向导的身份来迎接作为《民醒报》高级记者、主任编辑的糜腊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