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芳当然有她的智慧。就在去年，她听说了日本军政府设立了一个新的节日叫「文化节」，而这一天恰好是日本明治天皇的生日。

因此，坊间也把那个节日叫「天皇节」。因为是新设立的节日，许多机构和人都不知道，第一次的庆祝活动并不是特别热烈，听说，官方还对一些地方和机构提出了批评。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年的庆祝活动应该是有一定规模的。

方芳认为，这个有一定规模的「天皇节」是可以利用的。

权衡良久，他们决定先给糜腊佳回电，原则上答应下来。至于具体什么时间去，怎样把生意和工作结合起来，明如星还是想等妻子从杭州回来再最后决定。

收到回电的糜腊佳知道了明如星答应和方芳及冉州的其他几个人仔细研究一下她的建议和邀约，当然非常高兴。

她复电建议，如果明如星答应到西安的话，可先到梁州来一趟，具体商议一下在西安做生意的细节，毕竟父亲和传家哥哥对这边的市场更熟悉一些。

方芳是着急回杭州的，明如星和父母商量后，将明家在杭州的房地契和营业执照完全交给了妻子，并书面授权她全权处置。

临行前，她趁明如星外出办事的机会给夏杏芳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并再三叮嘱夏杏芳，此信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而且只能在11月5日打开。提前打开可能要坏事，晚了可能会误事。

一起做了这么长时间的情报工作，夏杏芳当然知道其中的厉害。

糜佑家是最纠结的。他是这些志同道合者中间最了解日本鬼子的本来面目的，他感受到的危险性和紧迫感是无法表达的。

说出来吧，有妈妈、有妻子和那些关心他们的人，他不忍心让他们太担心。

不说吧，危险真的到来怎么办？他现在更理解父亲当初为什么要把那些需要人保护、不能直接参与抗战的人迁移到梁州去了。

现在，日本人已经把他们的生存空间、生意空间和战斗空间压缩的非常有限了，他们与鬼子战斗的选项越来越少了，他真希望包括妈妈在内的人能离开的都离开，好让他们放开手脚。

对于明如星和方芳、秦功璠和小野寺羽惠，他的意思也是能撤离就不要在杭州呆着了，现在秦功珀和夏杏芳提供的信息、他们遍布整个皖南地区的眼线发现的线索，已经满足他们这股小规模抵抗力量的情报需求了。

虽然他们提供的有的情报，对政府军的行动也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但是，这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与危险程度比较起来，性价比太低了。

在整个协商过程中，他几乎赞同所有打算离开的想法和做法。

糜腊佳当然知道放弃糜家在冉州的一切已经不是糜家自己的事了，自己的弟弟糜佑家已经不是为了生存和生意留在那里了，茶花妈妈已经不是单纯为了照顾儿子和媳妇才留在那里，他们的留下已经有了一种指标性的意义。

而且，从重要性和迫切性上看，冉州和杭州那边所有的事务都要比自己的事要重要得多、迫切得多。

因此，她心里特别清楚，一切以弟弟他们最后的决定为决定。

当前，她只能自己先尽最大努力应付《民醒报》交给的任务，她不想随便找个人来协助完成这个有一定难度的工作。

对于《民醒报》说，重庆的新闻地位肯定比西安重要得多，糜腊佳在分身乏术的情况下，只能把工作重心放在重庆。

《民醒报》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情感纠葛是复杂的。创刊初期，与国民党的前身「光复会」、「同盟会」因为价值观的趋同，有过良好的合作。

辛亥革命成功后的一段时间，关系也是比较融洽的。只是当日本占领东三省之后，《民醒报》秉持「一不投降，二不受辱」的原则，明确反对「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主张，与国民政府间有了不愉快的经历。

当下，糜腊佳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在重庆的党政军和新闻主管部门之间充当说客，允许《民醒报》在非日军占领区公开设立记者站，并允许记者开展正常的采访活动。

这些年，该报的记者一直在包括日本占领区在内的整个大陆活动着，但毕竟还是不太方便。

自从大陆几个地方的《民醒报》被迫停刊，有识之士在香港重开《民醒报》后，他们记者的活动还是没有名分的。

糜腊佳之所以能以《民醒报》地区主任的身份公开在重庆和西安活动，主要得益于她在《梁州日报》上的杰出表现和《民醒报》一直以来用事实说话、为正义声张的态度。

可以说，无论是在新闻界，还是在党政军各界，只要报出糜腊佳的名号，只要说是《民醒报》的主任记者，大家都是要给些面子的，虽然有的是表面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