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9月，糜腊佳发现《新青年》成了一个叫「共产主义小组」的公开刊物，那些她曾经神交已久的声名赫赫的人物，一个个都成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发起人、领导人或亲密伙伴。

她开始研究国民党和共产主义小组的国家观、社会观、民众观，她不能完全把这两个党派区分开来，但她明显地感受到了不一样。

当学法文的她得到了两本中文、法文对照的小册子——《共产党宣言》和《国家与革命》时候，她对加入中国国民党的信心动摇了。

她不知道怎样面对为之奋斗过的爷爷和爸爸，她不知道怎样和追求她的秦功璠说清楚自己的想法。

她要再往前走走看看，她要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她这个出身在有产阶级家庭的小姐，似乎和共产主义小组的无产阶级属性格格不入，但她知道的陈独秀、李大钊也都是出生在有产阶级家庭。

她在心理上是向往的，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有一点她是清楚的，她要为民众、为国家做点事。她作了一个小决定，要在学校里宣传三民主义，也要宣传那个在欧洲上空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

糜腊佳知道，现在能与她交流和辩论的人只有三个，一个是自己的父亲糜海仓，一个是自己的哥哥糜传家，还有一个是和她有相似的人生理想和目标，对时局的变化同样高度关注的她的追求者秦功璠。

糜腊佳与秦功璠的交流是深入的。他们从鸦片战争谈到甲午战争，从明治维新谈到戊戌变法，从《南京条约》谈到《二十一条》，从巴黎和会谈到《凡尔赛和约》……

当然，他们更多地是在讨论《中国国民党规约》和《共产党宣言》。

他们都立下志向，要为民众觉醒、民族独立做些事情。只是在怎样处理与家庭的关系、自己将来要建立怎样的家庭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有了比较尖锐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