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主要是从事经济贸易活动。但是，甲午战争后，他们别的目的明显多起来。

从搜集经济情报，逐渐开始搜集政治、军事、地理等信息。

后来，随着上海周边经济的快速发展，日本又把触角伸向了周边的苏州、杭州、宁波等地。

“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日本人的办事效率是我们不能比的。你看看，我们各级政府的不作为和人家的高效放在一起对比，现在是在华工作生活的日本人比中国人更像主人，人家事事顺利，而国人却举步维艰。

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这些领事馆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为日本在华企业和公民服务的基本范畴，更多的是在为战争做准备。

特别是这些年，日本在以东北为主的中国大地上修建了许多铁路、公路、水坝、电站等基础设施，他们宣传的是为中国的发展，其实你仔细去看，那都是他们在为全面侵华做的准备。

“至于在上海，他们的准备更是细致到每一条街道的走向、宽窄，每一座桥梁的承重、宽窄、高低，每一条河流的水位、水质及四季变化，兵营、电站、粮库、油库、弹药库都是他们的重点标识对象。

反观我们的政府和军队，都在想怎么讨日本人的好，怎么能让日本人不进攻上海。

但是，这可能吗？狼总是要吃羊的。我们要想不被吃掉，只有也变成狼，甚至是老虎、狮子才可能得以保全。

“日本人给人的印象是很懂礼貌，很守规矩。见人主动避让、鞠躬行礼，说话态度和蔼、低声下气。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国人。其实他们主意大的很，干什么都有很强目的性，只要能搞到他们需要的情况，别说装孙子，就是当狗他们都毫不迟疑。

可是，当他们下决心行动的时候，那面目狰狞的样儿，是你我根本没法想象的。

因此，我们在上海，包括在全国各地遇到日本人时，你完全不知道你看见的是他的本来面目还是伪装的面孔。”

秦功璠特别强调说：“我以为，当前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猖狂和日本人的狡猾，而是我国民政府的软弱和国人的麻木不仁。

面对日本，我们不是妄自尊大，就是妄自菲薄。有的认为中国块头大，日本吞不下。

有的认为日本的国家机器已经现代化，中国只能和日本讲和。

其实，这些都是要不得的。现在最紧迫的是既要从物质上做好应对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万全准备，更迫切的是要树立国人敢打必胜的信心和信念。”

糜传家接过话说：“我和腊佳也是这样认为的。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任何强敌想一举亡我家国是不可能的。

但是，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华积贫积弱，生产力还停留在日本五十年前的水平，更困难的是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国家意识和组织水平都十分低下，相当多的民众习惯了当奴才，习惯了被奴役，他们痛恨侵略者，可又没有拿起武器斗争的勇气，他们热爱自己的土地，可又没有组织起来保卫家园的豪气，他们渴望和平，可又找不到走向和平、维护和平的道路。”

糜传家坚定地说：“我和腊佳都认为，当下的中国，有识之士主要集中在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和其他一些有思想、有主见，爱国爱民的政党和知识界，是到了团结一切力量一致对抗侵的时候了。

必须让举国上下都清楚地看到，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候了。

绝对不能再干那些兄弟相残、同室操戈、自毁长城的事了，绝对不能再干让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了。

当前，我们大多数政党，特别是国、共两党，都宣称要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而奋斗，当此国家存亡之时，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还谈什么国家、民族、人民？”

秦功璠若有所思地说：“要在国共两党之间斡旋，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领导权的问题。”

糜传家打断他说：“我不太同意这个说法。眼下，国民政府是国民党控制着的，国家的军队也是国民党在指挥，对外国民党当然代表中国。

这一点，共产党是清楚的，他们当然不会争夺所谓的领导权。

至于民心嘛，就要看谁真正抗日了。老百姓是不管什么党的，他们要看的是谁代表他们的利益，谁在真正为他们着想，谁是真正愿意带领他们抗日的。

如果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对待日本侵略者和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还是目前这样一种态度，迟早会失去民心，也自然会失去领导权的。”

秦功璠说：“这我知道。你和腊佳目前是站在一个旁观都的立场上来看形势的。这种角度既有利，也有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