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618年—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等唐玄宗即位后便缔造了全盛的开元盛世,使唐朝达到全盛。天宝末年,全国人口达八千万左右。安史之乱后接连出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现象,国力渐衰。下面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的介绍,一起来看看吧!
仇士良
(781年—843年),字匡美,循州兴宁(今广东兴宁)人,唐朝宦官。宪宗、文宗时任内外五坊使,后升左神策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甘露事变后,加特进、右骁卫大将军。他乘皇帝昏庸、朋党相争之机,玩弄权术,稳步高升,从一个侍侯太子的一般太监,历任监军、内外五坊使、左神策军中尉、骠骑大将军、观军容使兼统左右军、知内侍省事等要职,封楚国公,死后追赠扬州大都督。有《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载其曾被赐上柱国、进封南安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次年因被检举家藏武器,下诏削官爵,籍没其家。
仇士良檀权揽政20余年,一贯欺上瞒下,排斥异己,横行不法,贪酷残暴,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使当时朝政变得更加昏暗和混乱。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仇士良在唐顺宗时在东宫侍候太子李纯。唐宪宗李纯即位后,迁仇士良为内给事,出而监督平卢、凤翔等军。曾夜宿敷水驿,与御史元稹争住上房,将元稹打伤。中丞王播上奏说御史和中使应以到达先后来定谁住上房。要求唐宪宗按旧章处理。唐宪宗不为元稹申理,斥了他的官。
从元和元年到大和年间,仇士良多次任内外五坊使,秋季到内畿试鹰,所到之处,要官吏供饷,其凶暴甚于盗寇。
甘露之变
唐文宗李昂即位后,对王守澄为首的宦官很不满,而同为宦官的仇士良和王守澄一向不和,唐文宗决定借宦官之力打击宦官,以毒攻毒。
公元834年(太和八年),唐文宗得了中风,王守澄推荐一个叫郑注的医生给皇帝治病。病治好了,郑注也得到信任。郑注有个朋友叫李训,本是进士,后被流放,郑注把李训推荐给文宗,封了官。文宗就与郑、李商议清除宦官的办法,先封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明升暗调,夺去了王守澄的兵权,而把仇士良封为左神策中尉,掌握了神策军的军权。王守澄失去了禁军兵权,不久被派一使者毒死在家里。
除掉王守澄,唐文宗、郑注、李训想趁机把专权拔扈的宦官一网打尽。李训、郑注二人并不完全齐心协力。当郑注前去凤翔(王守澄死后葬于凤翔,所有太监都去送葬,想借此用兵杀掉太监)准备去了,而李训与宰相舒元舆合谋改变了事先定好的计划。
公元835年(太和九年)十一月的一天,文宗到紫宸殿视朝,百官参拜后,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奏报:“左金吾卫中庭后面的石榴树上,夜里降下甘露。”这被认为是国家的祥兆,李训和舒元舆率百官向皇帝祝贺,并劝皇帝去看看,文宗就带百官到左金吾卫旁边的含元殿。唐文宗要李训先去看看是否真有其事。李训去后回来说:“甘露不一定是真的,不可立即宣布。”李训建议再派仇士良等宦官去仔细观察。
事先李训已在左金事吾卫的院里帐慢后面埋伏了几百名金吾卫将士。韩约领着仇士良等太监,离开含元殿来到金吾卫,韩约由于紧张竟汗流不止,引起仇士良的怀疑,这时风吹帐幔,掀起一角,露出埋伏的将士,仇士良大喊一声“不好,退回!”太监们纷纷退回含元殿,有一些太监抓过一乘轿子,把皇帝塞进轿子,踢开殿后的屏风,抬着皇帝便走,到宣政殿,关上殿门,仇士良立召神策军。金吾卫的将士追皇上没追上,只杀死了几个太监,李训此计没杀掉仇士良等人,却使皇帝被太监抢走。太监掌握了皇帝,可以任意以皇帝的名义发布诏令,仇士良已完全掌握了朝中大权,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甘露之变”。
谋害群臣
甘露之变以失败告终,掌握了朝中大权的仇士良,知道文宗也参预这次谋杀宦官的政变,心中怀恨,常对唐文宗无理,唐文宗也无可奈何。仇士良命左右神策副使率军队以搜捕盗贼为名,大肆杀戮金吾卒,死者甚众,可谓“横尸流血,狼藉涂地。”宰相舒元舆便装单骑出逃,被禁兵追擒,七十岁宰相王涯也被逮入狱,屈打成招,一家全被逮捕。禁军借机烧杀掠夺,京城的一些不法分子也趁机抢劫,整个京城一时血雨腥风,人人自危。
唐文宗上朝,见百官缺许多人,就问“宰相为何不来上朝?王涯为何不来上朝?”仇士良奏曰:“王涯谋反。”然后呈上王涯自供书,文帝不信,就问左仆射令狐楚:“是王涯的手迹吗?”令狐楚看后答曰:“是的。”后来令狐楚密奏皇帝说:“王涯谋反一事,未必可信。”仇士良知道后大为恼火,从此排挤令狐楚。
事败后李训出逃,被擒斩首。几天后,王涯、贾餗、郭行馀、王璠一同被斩,仇士良令百官临观,他们的家属完全被杀,婴女也不例外,后来又杀了韩约、郑注。自此,“仇士良等各进阶迁官有差,自是天下皆决于北司,宰相行文书而已。”
四宰相(李训、王涯、贾餗、舒元舆)在“甘露之变”被杀后,郑覃、李石拜相,仇士良总把自己凌驾在两相之上,两相欲奏事,常常遭仇士良斥责。朝纲混乱,李石也时常与仇士良抗争,以图振举朝纲,强皇权,甚至敢反问仇士良:“训、注为乱首,但不知训、注始因何人得进?”仇士良对李石恨之入骨,又无法公开除掉他,就采取暗杀手段。
公元838年(开成三年)正月,李石骑马上朝,中途遭到刺客射杀,马受惊后驮其回府,不料府门外也埋伏着刺客,刺客挥刀来砍李石,砍断马尾,李石幸免。文宗知道后大惊,命神策遣兵护卫李石,并下诏追捕刺客,未得。百官惊惧,甚至有人不敢上朝了。为了免遭杀身之祸,李石向文宗上表请求辞去相位,唐文宗无奈,只好让李石挂相衔出任荆南节度使,这时朝中再没有一个敢直面仇士良的人了。
稍加收敛
泽潞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本来与李训相约诛杀郑注。及至李训被杀,刘从谏对仇士良的凶残及得志十分反感,于是上书唐文宗:“王涯等八人都是学者大臣,即从为个人保富贵而言,也必不会谋反。如今身已被害,无法改变,但还要称他们为逆贼,他们定含恨九泉。如不为他们昭雪恢复名誉,以后,天下的忠义之士高节亮风之人都畏祸远避,还有谁肯来与陛下共商治国大计呢?”还将李训所写的文书等派部将陈季卿送上朝。季卿来到京师,正碰上李石遇刺,京师骚动不安。陈季卿也疑虑重重,不敢进都。刘从谏大怒,一气之下杀了陈季卿,另派人飞驰送书入朝。
还上言说:“臣与李训相约诛杀郑注,因为郑注本就是宦竖所提携的,不用告知陛下。如今到处传言宰相要除尽内官,而两军中尉听说后,为图自救,竟然妄加杀戮,还说是铲除逆贼。使有大臣心怀作乱之谋,也应该将他逮捕交与有司,岂有纵人随意抓杀以致横尸殿前的呢?而陛下却看不到听不见。再说宦人根牵蔓延,党同友攀在宫内形成密网,臣本想当面陈述,但怕横遭毒害。臣当认真治理属地,缮甲练兵,做陛下的心腹。如果奸臣难以制伏,臣誓以死入朝清君侧。”刘从谏的奏书送达,人人传观,仇士良颇为震恐沮丧,乃建议将刘从谏升任检校司徒,想堵塞他的进言。刘从谏估量形势可动,再上书说:“臣所陈述的都维系国家大体,如有说得对的,则应该为王涯等人昭雪平冤;如说得不对,则不应该给我奖赏。哪有死者不申而生者借之而得官的道理呢?”坚持推辞赏赐。他还多次上书,揭发仇士良等人的罪行。皇帝虽然无力排除仇士良等宦官,但终究因刘从谏而使仇士良等有所收敛。从此,唐文宗郁郁不乐,两军的球戏狩猎宴会等事也停了。
拥立武宗
公元839年(开成四年),唐文宗染风疾,病略见好,召宰相到延英殿朝见。见毕,唐文宗退坐思政殿,问左右说:“当班的学士是谁?”左右回答:“是周墀。”乃召周墀入殿,唐文宗说:“就你的看法说,我可比前代哪个君主?”周墀跪拜说“:臣才不足以判断,不过我听天下人都说陛下可比古时的尧舜。”唐文宗说:“我怎敢上比尧舜,所以要问你,你看我比周赧王、汉献帝如何?”周墀吓了一跳,说:“陛下圣德,周成王、周康王、汉文帝、汉景帝虽比不上,何至于自比那两个亡国之君呢?”唐文宗说:“周赧王、汉献帝不过是受制于强藩,今日我却受家奴钳制,只怕比周赧王、汉献帝还不如呢。”说着泪下,周墀也跪伏流泪。后来就不再朝见大臣,终致病危。
公元840年(开成五年),唐文宗驾崩,枢密使刘弘逸、薛季眣,宰相李珏、杨嗣复打算奉太子监国。仇士良及鱼弘志则商议改立太子。李珏不答应。仇士良竟然颁发伪诏,立唐穆宗第五子颍王李鏶为皇太弟,暂领军国大事,仇士良派兵奉迎颍王,而太子依然还为陈王。
起初,庄恪太子李永去世后,杨贤妃想立安王溶为太子,没有成功。唐武宗即位后,仇士良又提起此事,劝唐武宗除掉这三人,武宗应允,于是杨贤妃、安王李溶、太子陈王李成美三人皆遭赐死。仇士良升任骠骑大将军,封爵楚国公,封鱼弘志韩国公,实封三百户。不久,李珏、杨嗣复罢官,刘弘逸、薛季眣被杀。
被迫致仕
因唐武宗是自己立的,仇士良更加猖獗,竟对武宗指手画脚,凡唐武宗所宠的人,无论乐工,还是内侍,皆诛杀贬谪。武宗刚毅果断,喜怒不行于色,对于仇士良采取“内实嫌之,阳示尊宠”的办法,接着任用李德裕为相来排斥仇士良。仇士良已感觉出自己被唐武宗疏远,于是就用鼓动禁军闹事的阴谋妄图挤走李德裕,夺回自己的地位。
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十月,李德裕起草赦书,减禁军衣粮及马刍粟,便鼓动禁军哗变,围攻李德裕,借此铲除他。李德裕看穿了仇士良的阴谋,急速求见武宗,唐武宗大怒,立即派人对神策军宣旨:“赦令自朕意,宰相何豫?尔渠敢是?”于是风波平息,仇士良未得逞,至此后,仇士良日夜不安,自知作恶多端,说不定那天就大祸临头。不久,唐武宗就把他削为内侍监,知省事。
公元843年(会昌三年),他请求告老还乡,太监送他走,他还对党羽们传授驾驶皇帝的经验:“不要让天子闲着,应该常常以奢靡来掩住他的耳目,使他沉溺于宴乐中,没工夫管别的事情,然后我辈才能得志。千万不要让他读书,不让他接近读书人,否则,他就会知道前朝的兴亡,内心有所忧惧,便要疏斥我辈了。”同年六月,仇士良去世,终年63岁,唐武宗追赠其为扬州大都督。
公元844年(会昌四年),因被检举家藏武器,下诏削官爵,籍没其家。
历史评价
《新唐书》:①士良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馀年,亦有术自将,恩礼不衰云。②楚郧公辛不敢雠君而忘父冤,昭愍之世,两军宠遇有厚薄,而卒用存亮夷难,功莫及者。自古忠臣出于疏斥不用盖多矣,存亮岂通记书道理之人邪,何其识君臣大谊明甚?不尸大劳,畏权处外,又愈贤矣。与夫书“龙蛇”之诗者,何其小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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