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那么一瞬间，顾晏似乎想刻薄一下或是做点什么去堵某人的嘴，但是他最终还是继续说下去，“我当时以为自己碰到了一个理念完全重合的人，而在那之前我刚好对你有一些认知，所以我很高兴。但后来，再想起这段话的时候，我发现你其实刚好避开了其中的矛盾。”

因为燕绥之说的是给那些年轻学生的建议，事实上依然没有真正回答那个女生的问题，更没有谈过自己的想法。

燕绥之想了想，道：“那个问题其实非常难，有的人从最初就避免回答，避免自寻烦恼，有的人几十年都纠缠在其中，也没能有什么答案。而在你们那个年纪，我所说的话，很容易成为某种引导。我给出的答案，很可能成为你们今后数十年的思维限制。”

“嗯。”

顾晏点了点头。

这种考虑他当然知道，即便燕绥之不说他也知道。

但那时候的他没有往这方面想，只下意识地觉得燕绥之的话给了他触动。

直到他碰到了那桩旧案。

那个嫌疑人是一家曾经很有名的医院的副院长，牵扯进了一桩医疗命案里。说起来那时候的情况跟这次的摇头翁案有一点像，嫌疑人的态度惹人厌恶，大众舆论也几乎是一边倒。

不过燕绥之当初的辩护也证明了，控方的证据确实存在着漏洞。

如果所有人的经验直觉包括已有的证据指向，甚至嫌疑人的反应都能表明他真的有罪，最令人痛快的方式就是让他应罪伏诛，但偏偏还能找到一些缺漏。

该怎么办？

在最初接触到那个旧案的时候，让顾晏态度转变并陷入沉默的其实不是单纯的理念不合。而是他自己固有理念内部的矛盾和冲突让他有点不知所措。

军人父母遗留给他的品格是最为朴素纯粹的道德观和正义观，如果按照这个，他希望那个嫌疑人毫无转圜余地，结结实实被扔进大牢。

但法官外祖父言传身教的法庭公正，让他又万分在意证据链的完美无缺。

还有绝不能丢弃的无罪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