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里没有人知道我和齐歌的关系，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小提琴二重奏的搭档，乐团的小提琴手，关系不错的哥们儿，还是房主和房客。

我们终于明白，爱情不需要展示给别人看，要自己用心去感受。所谓光明正大的爱情，是无愧于心的坦荡。

孙琛毕业后去英国攻读硕士学位，这个要让自己的后代做文盲的人，似乎要替他的子女把上学该吃的苦全吃遍。马潇潇留在音乐学院做了老师，和他那位学音乐教育的伊人组成了教师之家，偶而会和我们几个老同学相约叙旧，谈起我和齐歌午夜十分在公寓浴室里上演的那出《三岔口》，我和齐歌相视而笑，温情在眼神间交汇。

刚回到北京时，我和骆格格见过一面。仅仅一面，再没有联系。

我向她致谢并代齐歌向她致歉，她拒绝了我的谢意，她说她是为了齐歌。

“我代他从你母亲那里要来你的地址，支持他去找你，不是我大方，是我希望他快乐，我希望他拉琴时仍有往日的神采飞扬。”她轻啜着咖啡，美丽优雅得如同真正的公主。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那段时间，系里合奏时他常挨教授骂，演奏时与整体脱节，还常常出错。”

“你信不信，他能把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拉得悲悲切切。”她抿着嘴轻笑，眼里却有无尽的感伤，“他那时根本不在状态。”

中粮广场星巴克咖啡屋里，马蒂尼的《爱情的喜悦》伴着“黄金海岸”的焦香在空气中飘荡……

“可以做朋友吗？”我发自内心的问。

“不可以！”她答得斩钉截铁，“我不会再和你们有任何联系，更不想看到那个人。”

“我说过我并不大方，而且我还很小气。”她站起身和我握手，“再见！永－不－再－见！”

望着骆格格远去的背影，我知道，她仍然深爱着齐歌。因为有爱，不忍相见。她会幸福的，因为她是一个优秀的女孩。而且，她是那么善良。

我的父母从我的脸上看到了快乐，他们以为是骆格格的原因，是她打到法国的电话解开了我的心结。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儿子爱上了一个同性的事实，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以及所处的年代决定他们不会认同这种禁忌的爱。我宁愿让他们继续误会着。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结婚，因为我和我的伴侣认为，我们的爱情不需要婚姻这一纸空文来约束；我们也不会要孩子，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容不下任何第三者。我的父母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意见，毕竟，儿子自己感到幸福是最重要的。他们已经不再看重传宗接代。

我给DOUBLE家里打过一次电话。一个年轻女人说：“他早就搬走了，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对于他，我还是那两个字：保重。

我与DO乐队的其他人失去了联系，旧的手机号码成了空号。不论他们在哪里，我会为他们祝福，并且在心里感激他们。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他们接纳了我，我希望社会也能接纳他们。因为，不了解并不代表有权利轻视。

2003年元旦，马潇潇邀我们去母校的音乐厅欣赏新年音乐会。看着校园里那些拿着各种乐器匆匆而过的学生，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们。他们之间一定也上演着各式各样的故事，音乐，欢笑，爱情和拳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