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着眼睛做的梦，常常会淡忘。但睁着眼睛做的梦，却永远紧攫住我的心。也许，只有呼吸停止的时候，梦才会真正的完结。

我和齐歌努力维持着我们的“同学”关系，客气得象初识的陌生人。

我开始走读，每天独自回家，独自返校。那条路再长，一个人走再无聊，也只有我一个人走。

那段时间我想了很多，却把自己陷入多重矛盾中理不出头绪。应该恨他的，他对我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玩一玩”，也许是为了填补没有女朋友的空白，更有可能是为了发泄欲望。最恨的却是自己，一开始就已经说定，这是一个谁都不能认真的梦，就象比武前立下的生死状，输赢怨不得别人，可我偏偏陷进这个白日梦里不能自拔。我不是一个性欲很强的人，以前也多是他主动要求，现在，我却象个色情狂一样每晚在床上辗转反侧，满脑子都是以往那些和他纠缠的画面。

我一再告诫自己不要再想那些无谓的东西，“玩儿的就是心跳”，心跳过后应该重新开始。可是，一想到他，胸口那种窒息般的痛却提醒着我，我喜欢他，我要的不只是心跳的过程。

我新添了一个在纸上信手乱写字的毛病。有一次，孙琛从我的弦乐史笔记里发现那些“而今迈步从头越”“忘记过去展望未来”之类的胡言乱语，打趣说：“你没坐过牢吧？怎么写这么多监狱里的标语口号？”

我没坐过牢，却犯了罪。

后来，贺庆生打电话约过我几次，我对他也有了些了解。他比我大一岁，只读到大二，初中迷上摇滚乐，自学了半年吉他，也上过几期吉他培训班。考入大学后，那个热处理专业令他厌烦不已，逃课时认识了几个和他臭味相投的人，跟着他们组建乐队，头脑发热就办了退学手续，他爹妈一气之下断了他的生活费。

我通过他认识了他们那个DO乐队的鼓手和贝斯手。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的专业与音乐有关，也没有稳定的职业，却有着不亚于任何一名音乐学院学子对音乐的热爱。他们的不羁与随心所欲令我既惊讶又羡慕，和他们在一起时，受他们的感染，我的言语举动有时也会很放肆，那种情绪得到宣泄后的轻松使我越来越愿意接近他们。但他们对我却有些若即若离，如贺庆生与我初识时所说，他们对我这种人又尊敬又厌恶。我偶而流露出的优越感和对他们音乐方面的嘲笑都会触动他们敏感的自尊，引发他们的怒气，而我正规教育下的音乐知识又令他们羡慕不已。他们确实是骄傲与自卑的矛盾结合体。

12月下旬的一天，贺庆生打电话给我，说他有几个哥们儿到北京参加龙庆峡冰雕艺术节，乐队的几个人准备周末租一辆切诺基到龙庆峡探班，顺便目睹一下“冰灯是怎样做成的”，问我有没有兴趣。我欣然答应，和他约好了时间。自从和齐歌成为“好哥们儿”以后，除了上课，我很少呆在学校里。那种演戏般在人前客气地问好，无人时漠然地擦身而过令我痛苦不堪，几乎是想尽一切办法地逃离齐歌可能出现的地方。因此，我对贺庆生的邀约很少推辞。

星期六是个阴天，我们一行四人一车大清早就向延庆县城进发。我那几天因为赶学期论文严重睡眠不足，一上车就睡得象条死狗。车子驶上八达岭高速路时，贺庆生叫醒了我，嚷着让我看下雪。

我瞄了一眼窗外，不屑地说：“去年春节那场雪比这大多了，躺在雪地里能印下人形……”

我蓦然住口把脸扭向窗外。车窗上有象雨点一样细密的水滴。那种令我窒息的胸闷感再次袭来，大口呼吸也无济于事。我说了一声“晕车”摇下了车窗，冷风和着雪粒打在脸上，没有任何感觉。小心隐藏、竭力避开的记忆象毒气泄露一般涌出，怎么盖都是徒劳，想把它装回去已不可能。我拼命瞪大眼睛，眼眶绷得酸胀。

这时，我们的车速慢下来。前面一辆红色的夏利车抛锚了，停在高速路中央，两个男人正卖力地把车往旁边的紧急停车带推。

快要接近那辆坏车时，我把头探出窗外，冲着那两个推车的人大喊：“嗨！哥们儿，人力车也敢上高速啊！”

我们的车从他们身边飞驰而过，往后看过去，两个可怜的家伙已经放弃他们的“人力车”，正对着我们的车尾跳着脚大骂。

“你这张嘴，也太损了！”开车的贝斯勇笑着骂我。贺庆生和鼓手斌笑倒在椅背上说不出话来。我把头埋在臂弯里，笑得双肩耸动，泪流满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