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帝面上正经，心里却慢慢地乐开了花儿，甜得他连眉角都带着笑意。

此后一段时间，焦适之在北镇抚司十分顺利。正如同正德帝所说，那些只是凭借靠山在北镇抚司横着走的人，当他们发现背后的靠山硬碰硬的时候发现完全抵不过，那些刺头也就老老实实了。当然其中也有本身性格桀骜不驯的人，与身份背景无关，不过在与焦适之“深入交流”了几次之后，也变得服服帖帖了。

对此，北镇抚司的人都承认，无论如何他们都不希望与这位看似温和的镇抚使大人“交流交流”，每次“交流”完后都得请上三四天假，实在是消受不住。

刘芳全倒是还有一此偷偷捣鬼，把焦适之带入了诏狱，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直面了那些血腥的刑讯场面。焦适之在淡定地旁观了全过程后认为这些刑罚手段有失人性，在没有确切犯罪证据的犯人身上动用这样的手段是不合理的，然后便把刘芳全贬为诏狱狱卒三个月，令他好生反省并思索如何管理，同时把施华又调了过来分管两个部分，顿时把他忙得够呛。

在深入地与囚犯们接触了三个月后，出来的刘芳全差点没软在门口，自此就真的是服帖了。

焦适之本身的行事风格比较稳重，在革除了刘芳全那种几近是屈打成招的方式后，他带着人转而开始研究起精神上的折腾。事实上这一种刘芳全也很喜欢，并迅速地融入进去。而在焦适之有意识的把控下，这些都维持在一个度上。

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却也不是很难，焦适之这边进展顺利，正德帝那边倒也不麻烦。

正德六年五月，有言官上奏，言藩王世代相传，子孙无数，实乃国家之危害，希望皇上能够有所变革，以缓解国库的危机。次日，又有人上奏，言藩王占据大量土地，却不思进取，频频出现祸患，证明制度还有问题，请皇上定夺。

接连两日的奏报，掀开了正德六年浩浩荡荡的“限藩”行动。

面对朝廷的意图，藩王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纷纷上奏哭诉，言本身的难处。半月后，内阁首辅刘健上奏，犀利地揭开了藩王面纱下的真实情况，并把国家的实际甩到了朝臣面前来。第二天，礼部尚书上奏，提出限子女，限妻妾，定田地等二十七条方法，其中首当其冲的便是限子女这一条，试图把藩王的庶支全部归为民籍，可以作为普通百姓一般参与科举或是行商。然而便是这最为有效的一点引起了藩王的抨击，一时之间朝堂上充满了不同的声音，即便隔着大江南北，朝臣们都宛若看到了众位藩王激愤的神色。

然此事本来就是正德帝在私底下先提出来的时候，面对藩王如此激烈的反对，他倒也是光棍地退了一步，然而却是暗地里令礼部先把法度给规定出框架来。

正德帝六年八月，原本该在几十年后才出现的《宗藩条例》提前出世，同样是为了规定藩王而存在，然而这《宗藩条例》却更加严厉，虽未明确规定庶支是否归为民籍事情，却清楚明了的点出朝廷只会负担每位藩王最多不超过三位子女的爵位俸禄，两代后便不再支付；限制妻妾人数，需礼部通过方为明媒正娶；每两年清查各封地所属，若有误差，假一倍二……

如此一来，朝廷不再为藩王子弟提供无止境的俸禄，而那些无资格归属的子弟既没有分封爵位俸禄，又不能外出自求生路，即便有接济，也往往过得很不如意。正德八年末，终于是在代王起头下，重提民籍的事情，不过这是尚未发生的事情了。

同样在正德六年，刘瑾被皇上召回京城，开始了皇上的清丈行动。刘瑾当然知道正德帝便是要他做一把刀子，尖锐地刺在某些人的心上，可即便如此他也心甘情愿。毕竟若是回不了京城，他怕是连继续发光发热的机会都没有，如今有这么一件符合他性格的事情，又能够重新得到皇上的信重，他为何不干？

前脚朝臣们还在群策群力地应对藩王，后脚皇上就开始偷摸摸地怼起那些他早就想处理的事情。包括他在登基初始到现在一直在整顿的军田边田侵吞的事情。

正德帝的性格便是如此，要不就不玩，要玩就玩个大的。正德五年刚刚平息了战事，整个正德六年都在清查土地，即便动摇了再多的利益，正德帝也丝毫不在乎，说句实在的，这件事情其实从正德二年他便在谋划了，但后来刘瑾处事不端被调走后，他找不到个合适的人选。后来一想到倒也是好事，趁着这几年的时间又赶忙培养了一批合适的人才，再不像当初查贪污腐败时那么手忙脚乱。

轰轰烈烈的两件事情几乎占据了整个正德六年所有人的心思，等到了正德六年末，众人这才恍惚过来，皇上这是又毫不留情地换掉了一大批人，这上下朝竟还有些不习惯。而成效却是异常突出，正德六年的税收几乎比去年翻了一番，这还是刚处理完后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