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95的人都收到了拒绝信的时候，艾米还没收到拒绝信，不光别人认为她有希望了，连她自己都开始相信自己有希望了。突然有一天，同系另一个候选人刘芳沮丧地对艾米说：“不行了，我没被录取，因为大要gresubject成绩，而我没有。”

艾米就不懂了：“你怎么知道大要gresubject成绩？而且你怎么扯到大去了，不是哈佛燕京吗？”

刘芳说：“哈佛燕京只是出钱的地方，你还得有学校录取你才拿得到他们的钱呀。”

艾米愣了，有这种事？怎么早没人告诉我？但刘芳说系里发的小册子上写着的。她跑回家，翻箱倒柜地找出那个小册子，果不其然，上面写得明明白白，是harvardyenchgstitute的一个fellowshipprogra，叫doctoralschorsprogra，给予那些被美国大学录取的博士生三年半的资助。她恍然大悟，原来是这样，难怪我一直没被拒绝，敢情我根本没追求啊？

父亲知道后，气得不知说什么好：“你呀，你这个粗枝大叶的毛病迟早毁了你。”听上去好像是说现在还没毁掉一样。

妈妈指着爸爸说：“还不都是随你？你就是这么个粗枝大叶的人，你跟我谈恋爱的时候，十回有九回把约会的时间地点搞错……”然后爸爸妈妈又文斗武斗去了。

说实话，艾米倒不怎么伤心，全校那么多文科院系，就这么一个名额，就是录取了，都未必拿得到这笔钱，还不如像我这样，连申请都没申请，何谈录取不录取？这就像爱上了一个人，但没有去追他，固然是得不到他，但也没有被拒绝的风险，可以自负地说：你得意个什么？我根本不追你，管你接受不接受？

无所求，就无所惧；无所谓追求，就无所谓被拒。

好心人都劝艾米办自费，说你gre也考了，托福也考了，何不试试自费留学呢？艾米想想也是，就办自费吧。

艾米在别的问题上，用钱都是大手大脚的，唯独在与学习有关的事情上，就非常小气，小气到吝啬的地步。复习gre的时候，她舍不得花钱去读新东方的那些班。报名的时候，她舍不得花钱报太多的学校，只选了五所大学，美国三所，加拿大两所。

可能真是有“吃狗屎的运气”，撒出去的种子居然有发芽开花的，艾米拿到了三个录取通知书，一个给了全额奖学金，一个免了学费，另一个，也是她比较心仪的一个，什么也没给。

看来这出国留学跟找对象差不多，你喜欢的，他不够喜欢你；喜欢你的，你不太瞧得起。人就是在这些矛盾中求统一求完美，最终大多是“不得已而求其次”。

本着读书能不花钱就不花钱，能少花钱就少花钱的原则，艾米决定到那个给了她全额奖学金的c大去读书。她在地图上找到了那个小小的城市，用红笔打了一个圈，心想，豁出去了，就到这个巴掌大的城市去待个几年，洋cha队一把，尽快混个学位就回来。她研究了一下c大英文系的博士progra，估计如果抓得死紧的话，五年左右能拿到博士学位。

她想，五年就五年，到那时，我已经二十八岁了，可以理直气壮地找到aln，对他说：“现在我长大了，成熟了，知道什么是爱情了，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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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b城机场接艾米的是c大英文系硕果仅存的三个中国人之一，叫柳子修，从这个名字你就可以嗅出一股港台味道。柳子修是个台湾女孩，个子小小的，皮肤黑黑的，讲一口典型的台湾“国语”，就是说话时舌尖很靠近门齿的那种，而不是舌头几乎卷到喉咙里去了的那种。

从艾米把子修称作“中国人”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艾米是很爱国的，从骨子里就是把台湾看作我们祖国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一部分的。

艾米属于那种reote爱国派，又叫“庐山”爱国派，就是人在国内的时候，免不了就骂骂咧咧地抨击中国的这，针砭中国的那，横挑鼻子竖挑眼，大到人民代表大会，小到街头的公共厕所，没有一条入得了她的眼。但一到了国外，就爱起国来了，听不得别人说中国半个不字，动辄就拍板而起，指指戳戳地责问：你说中国腐败，你们国家不腐败？你们的那些官员不照样贪污腐化？

所以当子修问艾米会不会说“andar”的时候，艾米就长篇累牍地跟子修解释，说：“‘andar’就是‘满大人’的音译，我讲的是‘普通话’，而不是‘满大人’的话。你讲的也不能说是‘国语’，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你讲的话也不是台湾固有的，而是从大陆带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