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虽然教材一再改写，但也是赶不上形式的飞速变化。你今天才写了“林彪大战平型关”，歌颂林副主席英勇善战，过几天就传来林彪叛逃，座机坠毁温都尔汗的消息，你那教材就又得变了。

至于让学生去编教材，那正是教育改革的标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总而言之，就是贵在创新呐。

跟静秋一起被选中的，还有另外两个女孩和一个男孩，都是平时作文成绩比较好的学生。这行人被称为“k市八中教改小组”，带队的是工宣队的李师傅，三十多岁，人比较活跃，会唱点歌，拉点二胡，据说是因为身体不大好，在工厂也干不了什么活，就被派到学校来当工宣队员了。

学校的陈副校长算是队副，再加上一位教高中语文的罗老师，这一行七人，就在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向着西村坪出发了。

从k市到西村坪，要先乘长途汽车到k县县城，有三十多里地，但汽车往往要开个把小时，绕来绕去接人。k县县城离西村坪还有八、九里地，这段路就靠脚走了。

静秋他们一行人到了k县，就遇到了在那里迎接他们的西村坪张村长，说来也是个威威赫赫的人物，在k县k市都颇有名气，因为村子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村，又有辉煌的抗日历史，所以张村长的名字也比较响亮。

不过在静秋看来，张村长也就是个个子不高的中年男人，很瘦，头发也掉得差不多了，背也有点弓了，脸像也很一般，不符合当时对英雄人物的脸谱化描写：身材魁梧，脸庞黑红，浓眉大眼。静秋马上开始担心，这样一个人物，怎样才能写成一个“高、大、全”的英雄形象呢？看来这教材真的靠“编”了。

话说这一行七人，个个把自己的行李打成个军人背包一样的东西，背包绳的捆法是标准的“三横压两竖”，每人手里还提着脸盆牙刷之类的小件日用品。

张村长说：“我们翻山走吧，只有五里地，如果从河沟走，就多一倍路程。我看你们几个----，身体也不咋地，还有几个女的，恐怕----”

这七位好汉异口同声地说：“不怕，不怕，就是下来锻炼的，怎么样艰苦就怎么样走。”

张村长说：“翻山路也是锻炼呐，走河沟还得蹚几道水，我怕你们这几个女的---”

几个“女的”一听到别人叫她们“女的”，就浑身不自在，因为“女的”在当地话里，就是结了婚的女人。不过贫下中农这样称呼，几个“女的”也不好发作，反而在心里检讨自己对贫下中农淳朴的语言没有深刻认识，说明自己跟贫下中农在感情上还有一定距离，要努力改造自己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张村长要帮几个“女的”背东西，几个“女的”一概拒绝，谁那么娇贵？不都是来锻炼的吗？怎么能一开始就要人照顾？张村长也不勉强，只说：“待会背不动了，就吭一声。”

走出县城，就开始翻山了。应该说山也不算高，但因为背着背包，提着网兜，几个人也走得汗流浃背，张村长手里的东西越来越多，最后背上也不空了。三个“女的”有两个的背包都不见了，光提着个脸盆等小件，还走得气喘吁吁的。

静秋是个好强的人，虽然也背得要死要活，但还是坚持要自己背。吃苦耐劳基本上成了她做人的标准，因为静秋的父母在文化革命中都被揪出来批斗了，爸爸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妈妈是“历史反革命的子女”。静秋能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享受“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待遇，完全是因为她平时表现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时处处不落人后。

张村长见大家有点苟延残喘的样子，就一直许诺：“不远了，不远了，等走到山楂树那里，我们就歇一会儿。”

这个“山楂树”，就成了“望梅止渴”故事里的那个“梅”，激励着大家坚持走下去。

静秋听到这个山楂树，脑子里首先想到的不是一棵树，而是一首歌，就叫《山楂树》，是首苏联歌曲。她最早听到这首歌，是从一个l师大俄语系到k市八中来实习的老师那里听到的。

分在静秋那个班实习的是个二十六、七岁的女生，叫安黎，人长得高大结实，皮肤很白，五官端正，鼻梁又高又直，如果眼睛凹一点的话，简直就像个外国人了。不过安黎的眼睛不凹，但大大的，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她的眼皮不是双层，而是三、四层，这让班上的单眼皮女生羡慕得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