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吃一惊，愤怒地问：“他们怎么能那样绝情？”
“唉，原平在劳教结束后就回过省城，被父母拒之门外，后来就消失了，多年没跟家人联系，那次是他第二次回省城，才知道父母已经在前一年时间里相继去世。他很受打击，和他哥哥争吵甚至动手，被他哥哥赶了出来。”
被离弃得如此彻底，我有说不出的凄凉之感，讲不出话来。
“我好说歹说，总算拉他一起去吃了顿饭，后来我们多少保持着联系。”
我整理着自己听到的信息：“所以他和我妈妈很可能只是恋爱，两情相悦，约会时被那位书记撞见，书记很保守，难免大惊小怪，而我妈妈胆怯了，怕影响推荐上学或者回城，于是保持了沉默。可是，”我打住，无法接受自己的推论，“她怎么能这样做？就算一时胆怯自私，回城之后也应该为他辩解啊，竟然任由他被送去劳教，不闻不问。”
“那个时代发生过很多荒谬的事情。”
“不不不，梅姨，不管什么时代，如果爱一个人，根本不应该陷他于那种无法自辩的灾祸之中。”
“这只是你的推测，可可，真正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当事人才清楚。我也曾责备过你母亲，可是年纪渐长，越来越明白这世界上最难理解的是别人的苦衷与动机，妄加揣测是不公平的。”
“所以她写信对您忏悔她的行为，而您表示谅解，劝她放下。”
她苦笑：“你母亲给我来过信，说她在报纸上看到关于我的报道，鼓足勇气才写信给我，她没有谈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是说越来越觉得对不起原平，想打听他的下落，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过了好几年后我跟原平才碰面。我忘了我给她回信写了什么，不，我应该不会自认为有资格代为表示谅解。对于所有心头背负重担的人，我都会劝他们放下。”
我做不到这种无差别的宽容，尤其当那个人是我一向深深敬重的妈妈时。
她显然一直背负着良心重负，直到病重仍旧满怀负疚，至死无法解脱，可是逝者已矣，我又怎么去责备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