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忘了，就像其它学派一样，儒门里也分了许多派别，有时候同为儒门弟子，彼此的观点也有截然不同的时候。

别说熊康不是儒门领袖，就算他是，估计也控制不了局势的发展。

渐渐地，就开始有人把关于君王仁德牵扯到刘远对父亲和嫡母不孝的事情上去，刘远最恨别人在这件事上对他指手画脚，当时一听，直接就恼羞成怒，拂袖离去，事后还将说出这番话的那个儒门弟子痛骂一顿，对儒家的印象自然也就一落千丈。

这下正合了其它门派的士子的意了。

儒家风头最盛，大家正愁没机会扳倒他们，他们自己内部协调不好，直接把把柄递到别人手上，其他人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蜂拥而上，把儒家贬得一无是处，顺道把自家学说改一改，以便更加适应时代发展需求，尤其是帝王的统治需要和爱好。

譬如说有人批评刘远不尊父母这件事，法家弟子就反驳道：父慈子孝，父若不慈，做儿女的又如何孝顺？万事万物源于法，法若得立，诸事大定，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种情况就应该订立律法，规定子女虐待父母，当处以大刑，反之若父母待子女不慈，甚至虐待子女，子女成年之后，也可不必赡养孝敬父母云云。

从前秦律里对孝道有很严厉的规定：儿女控告父母，奴婢妾室控告主人家，一般都不为罪，父亲偷了儿子的财物，这也不算罪，父母如果控告儿女不孝的，要求处以儿女死刑的，也要处以重刑。

这些律法的制定，当年都有身为法家弟子的商鞅与李斯等人的影子在里面，后来新朝建立，刘远因为自身经历的缘故，对这条律法怎么看怎么不爽，就要求不要加入乾律里。

结果现在法家弟子为了光大自身，顺便打击别派学说，直接就与时俱进，迎合上意，把律法给改了，直接呈献给皇帝。

诸如这样的行为，其它门派的弟子也没少干。

总而言之，这场被后世称为“国策之争”的辩学，开始愈演愈烈，朝着不可预测的方向进行。

这些事情，就连丞相也控制不了。

仔细说来，其实朝中大臣，多数都有诸子百家的影子，比如说周允就继承了法家里申不害一脉，而宋谐则是名家弟子。

但名家一派到了秦末，就已经逐渐趋于没落了，宋谐没有能力力挽狂澜，也不觉得名家不适应时代发展，任其沉寂下去有什么不好，所以他压根就不赞成这种辩学之争。

在他看来，百家争鸣存在的意义，在于让诸侯割据时代的诸侯王们选择最为适合的发展道路，从而出现其中的王者，比如说秦国，采取了法家强国的观点，果真就从七雄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后的胜利者。但在天下一统之中，需要的就是统一思想，因为思想的统一有助于政治的统一，这是大一统王朝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刘远自从立国之后，事事顺风顺水，难免开始自信心膨胀，他没有听取宋谐的劝谏，反而听从了熊康的话。

宋谐也有些气性，见劝不动，索性也就不再劝了，既然皇帝不撞南墙不回头，他就等着皇帝撞了南墙之后再出来收拾残局，到时候皇帝自然就会明白他的话是多么正确。

现在的情况是，百家争鸣，那么多学术门派齐聚一堂，大家辩着辩着，难免就离题万里，加上其中还掺杂了各种政治因素和各派利益的斗法，局面已经开始变得有些混乱起来。

原本的国策之争变成了学说对学说的攻击，曾经开宗立派的圣贤们早已作古，而继承并发展他们学说的后代弟子又良莠不齐，一宗之中还分了好几个派别，彼此分歧纠葛更不必说。

刘远被吵得烦不胜烦，又不能出尔反尔取消招贤令，他只能减少去争鸣殿的次数，免得每次回来都听得一肚子火，饶是如此，关于各派学说的上书还是源源不断地呈上来，在刘远面前不断秀着存在感，其中又以指责他的言论占了上风，直让刘远恨不得让人将这些竹简都丢去烧火做饭。

刘远也有自己的打算，他不想去问丞相。

当初宋谐劝言的时候，他没能听进去，现在局面有些难以收拾了，他再去问计，那些人嘴上不说，心里难免有些想法，好像自己除了打天下之外就一无是处似的了。刘远不相信，自己离了这些人，难道就做不成事了？

而且他还收到孟行的奏疏，孟行弹劾熊康作为朝廷大臣，竟然借着国家机器为己谋利，建言陛下辟争鸣殿，以此宣扬本门学说。

孟行是御史大夫，负有监察百官之责，当初开国之后，刘远封了爵位给那些他一起打天下的臣子，大家都欣然接受了，唯独孟行坚决辞去，刘远知道他性情耿直，也不勉强，但对他难免比对旁人多了几分敬重，所以孟行说熊康是儒门弟子，那熊康肯定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