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之后，很神奇的是韩歆竟然升了官，做上了大司徒，位列三公。但是韩歆却对这次升职闷闷不乐。因为这实在是个凶险的职位，常常因为小事就被下大狱，承担极大的罪责。

自董仲舒强化“天人感应”之说以来，天灾再也不是纯粹的天灾，而被理解成为上天对统治者的警告。“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儒家认为，只要违背了天意，不行仁义，上天就会降下灾异朝廷谴责。一定要有人对此负责任。

皇帝是至高无上的，要保持权威，轻易不能背这个锅，需要有人代他受过，于是位极人臣的“三公”，尤其是大司徒，便成了最适合的背锅工具。原本“天人感应”学说的产生蕴含着限制无限君权的意思，结果竟成为了历任“三公”的噩梦。

除了背锅“灾异说”的风险之外，荐举人才也相当危险，如果哪位大臣荐举的人才犯了罪，那么他的举荐人也要连坐。越是官职高，对他的要求就越是苛刻，万石高官可能被几百石小官的过失连累致死。另一位大司徒戴涉便是因为所举荐的人偷盗金钱，被连累下狱，死在狱中。

韩歆明知道自己处于凶险境地，可是本性难移，依然是有啥说啥，不知避讳，眼看着就要成为下一场灾异的背锅者。

这一次他因为国内流民四起，又勇敢地上了一封奏书。韩歆毫不避讳，直接指出刘秀的为政过失。最不应该的是，韩歆竟然以长安的建世皇帝为例，举出长安朝廷的一些为政举措，声称这些政策可以拿来借鉴。

刘秀此时被刘钰步步紧逼，已左支右绌，难以应付，他的江山已处于崩溃的边缘。韩歆拿刘钰做参照，来与他进行对比，潜台词就是建武皇帝为政不如建世皇帝。这确实触及了刘秀的底线，犯了大忌。

就算他说的是实话，那也是要找死的实话。

果然，因为这封奏书，刘秀将韩歆下狱论处，他甚至懒得找什么灾异的理由，直接扣了个忤逆犯上的罪名，要将他处死。

这桩案子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韩歆是南阳名士，不仅学问精深，而且为人正直，一直为人敬重。他因言语获罪，说服力并不充分。朝堂上的大臣们纷纷上书，为韩歆求情，请求皇帝对他从轻发落。

刘秀面对厚厚的一撂求情奏书，越发生气，他没想到自己身为皇帝，九五之尊，只是想要处置一个臣子，竟然会遭遇如此大的阻力。

他不禁想起当年欧阳歙之案，在罪行清楚、证据确凿的情况下，他费尽心力才终于杀死了欧阳歙。如今韩歆的罪行远不如欧阳歙那么重，在天下人看来，是韩歆说话太直，得罪了皇帝，这不过是一些言语上的小过失罢了，皇帝不应该小题大做。更有甚者，有人暗中觉得韩歆说的对，皇帝的为政原来就有过失，韩歆是为民请命的那个人。

此时刘秀心中的忿恨远甚于当年面对欧阳歙，欧阳歙在当时已成为他的政敌，他杀欧阳歙是为了推行政事，是为公，他可以平心静气，处心积虑地考虑周全。而他要杀韩歆是为私，是因为韩歆戳到了他的痛处，让他感觉受到了污辱。刘秀已经出离愤怒，他要泄一已之私愤。这种情况下，他很难保持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