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家人不常来访，害怕沾染污秽之物，那时候的人们很忌讳这些，仆从侍女也从不在房间内久留。我这个不会生病的怪胎，便自然而然地成了他身边最亲近的人。

这个亲近是我自封的。

冬天的时候，京城的风雪格外寒冷，对于体弱多病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般的考验。

我用木板将房间围起来，合得死死的，不让寒风钻进来，屋内的各个角落都放着火盆，里面的火一定不能熄灭，要时刻看着。

以前的冬天是很难熬的。棉花尚未普及，人们的衣物并不防寒，薄薄的布料盖上十几层，有时也依然觉得单薄。

每一年，京城内外都会冻死不少人。

为了避免我的未婚夫也成为那些“不少人”中的一员，我经常会半夜起来，在什么都看不见的黑暗中，悄悄地探手摸摸他的脉搏，测测他的体温，确定他还有呼吸。

他总是还有呼吸。

我的未婚夫对于活着这件事有一种超乎寻常的执着，我有时候都怀疑他热衷的并不是活着这件事本身，而是某种别的东西。

投映在这别的东西上的情绪，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名字的话，可能叫作不甘。

或者说，是愤怒。

那冰冷的愤怒被很好地掩藏在俊雅的外表之下，不论是谁，见过他优雅的举止、不凡的谈吐，都难以想象这个人还会有另一幅面孔。

十六岁那年，我的未婚夫病情恶化。先前明明有所好转，却忽然急转直下。

我记得那是一个大白天，差不多正好是午膳的时间，京城里最好的大夫来给他看病。那是一位特别好心肠的大夫，每次都要写下详细的医嘱，将油纸包好的药材交给我，叮嘱我务必注意他的病情，好好照顾他的身体。

房间里传来响声，有什么重物倒了下去。我拉开门，笑容和蔼的医师脑袋被刀劈开，软绵绵地倒在地上。

暗红色的血迹濡湿了地板，我那病弱的未婚夫将刀扔出去的手还停在空中，指节颤抖痉挛着，眼神看起来好像要吃人。

我本来可以有机会。